文化遗产日
■孙郁
一百年间,中国文化的流变中,有两种力量起到了作用。一是民间的声音,二是官方的力量。关于后者,晚清的废科举,民国的大学制度，新中国的简化汉字举措，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文化上的改革,大多是从民间开始,渐渐移入台阁。2006年首个文化遗产日的颁布,就让人大发幽情,想起来是很有意味的。
文化遗产的概念,五四时期便在知识阶层出现了。但那时候还只是象牙塔的存在，人们对古村落、造像、陵墓、旧城还没有保护的意识.上世纪20年代初,郑振铎著文谈西域的考古及大遗产保护,国内还没有什么人能够了解.直到50年代,文化部长茅盾还对郑振铎的文物保护观念多有隔膜,那时候人们认知的盲区之多是可想见的。2006年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的出现,一刷历史的空白点,人们忽地发现以往的时光流走了那么多的记忆。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原本鲜活的存在,现在不再仅仅被古董化了,它们与我们今天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博物馆的稀世国宝陈列,艺术研究院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展示,让人猛然间对逝去的时光有种敬意。年初公布的1080个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多少刺激了各地的遗产意识。我国的国宝数量曾经还不及印度和日本,关于博物馆和考古等还限于狭小的专业队伍。还有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如李鸿章、陈独秀、胡适等的故居未能进入国保的系列.不如人意的还有许多。不过随着遗产日的出现,各地争相申遗的热情在高涨,国家重点文物的申请单纷纷飞入国家文物局。各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也逐渐增多。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自觉地将口头传授的艺术整理出来,成果渐多。这是一个迟到了的文化仪式。近百年我们丢失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在隆重的仪式背后,我们看到了历史演进中的代价。
6月10日,当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各大媒体给予了很热烈的关注,省市间的各种活动之多,也是空前的。不过,在我看来,当遗产日仅仅被一些人理解为一种仪式的时候,其实和几代苦苦倡导文物保护的前辈的期望是遥远的。文化建设不是一个节日就可解决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民众已丧失了与古文明对话的技能。实用主义在支配着人们的意识。每每谈及文物,往往与旅游和收藏联系起来,缺少的是敬畏感,和研究锐气。旧的遗存如何保护,是一个大问题。一般国家的经验是,一靠民众,二要有文化机构的力量。对于前者,是社会环境和民族素质问题,一时不能改变,我们奈何不得.但对后者而言,眼光和胸怀是重要的。大量的资金和措施保障,以及行之有效的手段,都是急要解决的。而目前的问题是,文化遗产保护,不是文化机构就可完成的。每年都有一些令人心痛的事件出现。一些文物保护地段的毁坏,遗产地的消失,乃城市建设所为,文物工作者无力回天。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国,不能把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完好地呈现给世人,那人们也只能为公共空间的单调而扼腕。但愿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出现，给我国的文物保护和遗产研究带来进步的足音。相信随着观念的进化，我国的博物馆、民间艺术、考古事业及大遗址保护能有新的起色。
重启学部制度：着意培养学术大师
■姜异新
2006年8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47名学术带头人和95名资深学者，从院长陈奎元手中接过了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证书，他们从此身膺社科院最高学术职务和终身荣誉，担负起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同时，该院宣布正式建立学部制度，取消原来六个学科片，将现有三十多个研究所和中心分类归属于文史哲学部、经济学部、法学社会学部、国际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院)等五个学部，在建立学术共同体方面展开了有益的尝试。
学部委员是我国学术界一个具有深厚历史内涵的称号。1955年，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委员制度，在首批233名学部委员中，由郭沫若、陈寅恪、吕叔湘等学术大家领衔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占总数的26%。1957年又增选了3名社科学部委员，共有64名社科界大师获此殊荣。至今健在的只有季羡林、骆耕漠、于光远3人。1977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中国科学院中分离出去，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家由此无缘参与学部委员的增选。
有关中国社科院将建立新学部委员制度的报道从去年年底就频频见诸报端，这个曾一度被认为是向准院士过渡的重大举措，直到今年7月13日，才在该院院务会议上讨论，7月17日至30日进行公示，8月3日召开了第一次学部委员大会。此前，该项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审慎周密地进行着动员部署、匿名投票、征求意见、提出初选名单、召开大会推选。并且，这只是社科院内部各院所人才的遴选，与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完全不同。
但是，鉴于历史上学部委员的学术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中科院院士。社科院重启学部制一举，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甚至出现了一些类似于“社科界要不要设立院士制”、“社科院设院士条件是否成熟”、“学部委员遴选范围和程序是否合理”等等质疑的声音。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从事社科研究者共计有30余万人，他们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特色使社科界呈现出百舸争流的繁盛局面，而本属于全国社科界共同历史资源的“学部委员”称号，却只在中国社科院内部进行评选，这一做法并非合适。
对此，陈奎元院长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推举会议和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进行了回应。他强调，中国社科院设立学部委员，作为院内的最高学术职务和荣誉称号，是追随全党全国改革步伐提出的改革办法，不是接续上世纪50年代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它着眼于肯定社科院资深的或有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的成就和价值，树立一种表达他们学术地位和荣誉的象征，培育和鼓励社科界学者刻苦钻研、自强不息的精神，并逐渐形成风气。至于这项举措的前景究竟是光明还是黯淡，不决定于现有的各种议论，而决定于今后能否真正出成果和人才。将社科院的学部委员同自然科学界的院士作比较，在个人理解和想象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判断，是徒劳无益地争论一些题外之意。该院副院长江蓝生在回答《文汇报》记者问时也强调，学部委员只是在中国社科院内部评选产生，不能代表全部优秀社科研究人才，但具有一定代表性。院里推选学部委员，有助于院内竞争激励机制的形成，但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问题则不是其权利所及。
此次中国社科院重启学部制度，不可能是对历史的完全复制，而是基于不同时代文化参数下的一次有效刷新，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整合优化研究力量与学术资源配置，形成战略性、综合性问题研究的组织调控机制。这一着意培养学术大师的举动，与其说只是对学部委员这一历史名称的沿用，不如说，是为了继承并发扬前辈大家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严谨诚实的治学态度、和奖掖后进甘为人梯的献身精神，这既体现了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也为年轻一代树立了专业努力的新标高，赋予了不断创新超越的新动力。
俄罗斯年
■孙郁
2006年的对外文化活动里, 俄罗斯年 的启动,对仅热衷于欧美文化的中国青年人而言,是个新奇的事情.俄国话题的频繁出现，预示着对外交流的多向度的确立。学术界多年呼吁的多维文化摄取理念，现在被更多的人接受了。
俄国文化,在晚清之后曾深切地影响了中国知识界。民国其间，文坛译介的俄国作品数量一直占首位。直到50年代末，苏俄的文化在中国读者那里一直是核心的外国读物。70年代末，欧美文学艺术开始在中国流行，俄国的艺术已难以勾起人们的兴趣了。俄国给我们带来的复杂的记忆，既有领土和意识形态之争，又有愉快的合作。但隔膜毕竟不是两国人愿意看到的事情。2005年7月，两国终于决定，2006年首先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2007年在俄国举办“中国年”。随着“俄罗斯年”在中国的举办，俄国话题相继出现，有关文学、芭蕾舞、交响乐、宫廷文物展等，开始列入交流活动中。故宫的圣彼得堡器皿展，北京上海等地的21个演出活动，使国人重温邻国的历史，而一些文学佳作的译介，再次引起人们的注视。
当代青年疏离俄国文化的原因很复杂，可艺术界前辈对俄国却有亲昵的记忆。托尔斯泰等人以来的传统，似乎有着介乎欧洲与东方之间的气象。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迦尔洵的血色和混沌感的气脉，对国人的引力超过了欧美的许多作家。其实，近五年俄国文学在一些读者那里一直是处于热的状态。关于白银时代艺术的探讨，对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的研究，吸引了众多人们。俄罗斯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间的关系，在知识界是个长久的话题，相关的讨论甚至引起争鸣。俄国文学在中国作家那里构成了血肉的联系，但欧美艺术却一直不能彻底地融化在汉语写作的群落。连徐志摩这样的欧美文化的崇拜者在谈及自己喜欢的作家时，也不得不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成不可超越的大师。至于新中国后成长的作家艺术家对俄国艺术推崇，已是普遍的现象。王蒙等人对苏联解体后的感叹，其实夹带着一种眷恋。不愿意看到一种传统的失落。与之相反，年轻一代对俄罗斯艺术的看法较为理性，也许是参照增多，见识开阔，在与俄国艺术相遇时，态度相对平和。这几年，蓝英年等俄罗斯文化研究的专家的新思路，开始在年轻人那里流行。人们在和那些俄国经典对视时，往往比较东西方的不同，采撷闪光之点为我所用。美术界和音乐界，视野都比过去开阔了。俄罗斯只是人们视野里一个重要的参照，但不再是唯一的参照，或被遗漏的存在。我们的艺术家们，现在已变得不像前辈那样单向度了。
“俄罗斯年”其实也引发人们另一种思考，那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仅仅关注强势文化是不够的。世上许多奇特的文明，都有值得引借的价值。比如阿拉伯文明、东欧文明、南亚文明。这些都会渐渐进入人们的视界。世间许多文艺思潮的出现，及流派的产生，有时是在弱小国度的土壤里滋生的。非洲的原始艺术和北美的土著文化，都曾启迪过一些艺术大师。东方的木刻艺术点燃了欧洲印象派的火种。现在，我们对许多国度的文明知之甚少。印度的文学怎样，缅甸的文化如何，埃及的文人是何种现象，我们还找不到更多的资料。关于此类问题，文化部门要开拓的空间，实在是多的。
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
■孙郁
说起过去的一年，网络文化的多样性一直吸引着人们。其间涉及的知识产权诸问题亦令人关注。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二）》开始实施。网络著作权在今天是个新话题，由于它的复杂性，人们对一些棘手的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现在相关的政策的出台，至少表明人们强烈的期待得到了回应。其二是知识产权意识较之过去更为浓烈了。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个人在集体的光环下，自我的劳动被定位在社会性语码里。鲁迅那个时代，译介外国的小说是没有版权概念的。那时人们可以随意翻译外国的作品，没有任何合同与契约。这种意识一直延续到80年代。著作权意识的建立，其实是对个体劳动的肯定，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此一概念的深入，则保护了世人的精神的创造性，使信息的传播进入了有序的轨道。
据有关资料，发达国家的网络立法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认识和不断修改的里程。美国在上个世纪末对《数字千年版权法》、《电子签名法》的确立，都是根据社会新出现的问题而确立的相关措施。在一些文献资料里，我们发现美国人在网络领域经历了渐渐自我完善的历程。在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之间，公民言论的通畅表达成了挑战旧法规的内因。所以，一些网络规则的修改过程，也是人们的意识逐渐演进的过程。我们过去对这些法规一直懵懂，也很少关心过深层里的话题。不过从国内一些法规的建立来看，表明我们在进入全球化的游戏规则里，开始注重了“自他两利”的原则。网络著作权的内容十分丰富，只照顾一方面的利益显然是蹩脚的。如何使人们普遍受益，且周到地考虑到责权利的关系，是重要的。新颁布的司法解释里，有些规定显然比先前细化了。比如，下面的文字反映了当下人们的法律意识的程度：
第四条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出侵权内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其与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
先前人们对他人著作的使用，即便是构成侵权，但责任的追究是含糊的。现在的思路显然确切化了。人们终于可以在有规可寻里找到解释。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问题的复杂化也要求司法解释进一步精确化和具体化。用法律来保护自己与他人，是社会理性的一种进步。但此一话题也会引来另一种思考，在不发达地区和弱势的群落，知识共享如何可能？文化扶贫是否需要另一种思路？看来社会的挑战永远是走在司法的前面的。
20年间，中国人的法的概念和条文，比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都多。胡适那代人当年期待的社会理性秩序正在慢慢出现。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不缺少规则和条文，缺少的恰恰是法的精神。文化遗产日的概念虽形成了，而整个社会的这种理念并未融化到血液里。译介外来著述，人们眼睛还盯在美国这样的大国，思路深处还是实用主义的价值态度，尚不能广采博取。网络中的侵权，在一些人那里是不足为道的。自主创新者不是很多。精神惰性和阿q主义，在我们的生活里还常常看见。所以重要的问题还是国民性的提升。先前人们用“灵魂深处闹革命”和“狠斗私字一闪念”解决问题，走了弯路。现在的路如何，也正在探索中。人的问题，说到底是文化的问题，文化的问题，说到底是什么呢？现在也是该回答的时候了吧？
中国作协换届：繁荣文学与性别年龄无关
■姜异新
年轻，女性，这样的关键词不是出现在时尚新闻，而是作协换届这一重大文化事件上，立刻就产生了抢眼的轰动效应。相比此前53岁的茅盾，80岁高龄的巴金，以49岁盛年当选第三届作协主席的铁凝，甚至比中国作协57年历史还要年轻，这不能不给文坛带来很高的期许，也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2006年11月10日至14日，第七次作代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是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12日，以《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大浴女》等作品闻名的中国当代女作家铁凝，以“想象之中，意料之外”的期待效果，打破了该机构固有的范式，当选为新一届中国作协主席。
“中国（文坛）的巨人时代结束了，而平民时代到来了。”作家孙云晓这样评论铁凝当选。中山大学“当代文学批评家”黄伟忠甚至声称：此举标志着中国作协“权威时代”、“男性时代”、“传统时代”和“老人时代”的结束。
茅盾和巴金，分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泰斗之一，是伴随着百年中国新文学的世纪风雨一路走来的，他们的作品怎能不更加厚重和伟大。与之相比，铁凝明显来自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代，一个似乎是没有大师的时代。然而，繁荣文学与年龄性别无关，谁又敢断言新的时代不会产生新的巨人呢？因而，对此实在没有必要故作惊人之语。
与无可避免的炒作相比，还有更多理性、中肯、和客观的评价。贺绍俊认为，在当今文化多元的综合时代，文学新质更多的是通过整合、交流的方式而产生。正是综合的时代让我们选择了铁凝。她能够做到将内心自由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在人格统一的前提下，保持自己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的三重角色，并且相得益彰，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智慧。
《南方周末》以《铁凝的“坛经”》一文，透过新作协主席自己的视线聚焦这一位置，那里闪烁着“服务意识、团结能力和实干精神”的光芒，凝聚着铁凝“团结作家、为作家服务，使他们写出优秀的作品”的深切愿望。
此间，《南方都市报》发表了题为《作协重启玫瑰之门作家肩负良知期望》的社论，对铁凝发出呼吁，“不仅仅是期望她荣升以后还能继续写出好作品，更期望她能以特殊的作协体制为中国作家的创作良知而摇旗呐喊。”该文认为，中国作家协会掌握着比世界上任何笔会或写作基金都更大的权力和资源。以铁凝为首的作协新领导班子所要思考的问题，应当是在21世纪全球化的潮流之中，中国这样一家遗世而独立的机构，该怎样尽可能地去维护代表人类灵魂自由舞蹈的作家们的创作自由。
实际上，铁凝早以五个不敢忘记和三个倍加珍惜总结了当选后的心情。不敢忘记这个位置和荣誉，决不是非我莫属；不敢忘记前辈作家用灵魂和智慧积累的文学财富；不敢忘记学习、责任、还有“写作”这一根本。倍加珍惜文学界大团结大繁荣的宝贵局面；珍惜中华民族来之不易的盛世；珍惜文学界同行的信任。同时，铁凝还表示，作协主席的身份和身处主流政治语境，不会限制自己心灵的自由和写作的独立。此前，担任河北作协主席的她，还以持筹建我国第一家省级文学馆——河北文学馆的实绩，显示了不凡的创业精神和组织能力。
作协换届，只是一个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变更，铁凝没有忘记一个兼有作家身份的公仆应尽的职责，人们更不会仅仅关注背后的权力。换届后的作协新集体，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年轻化、专业化特点，并且拥有更多实力派作家。当看到作协新主席上台致意的自信微笑时，人们更加期待着那个充满朝气的潇洒转身之后，铁凝将以怎样投入的姿态和背影，指挥新时代中国文坛和谐演奏一曲多声部织体的华彩乐章。
辞书出版准入制：给机会，不给自由
■解玺璋
2006年3月10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自5月1日起，出版业务范围中无辞书出版业务，但超范围出版辞书的图书出版单位，一律停止辞书出版、发行业务。已出版的辞书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和新闻出版总署质量检查为合格的，方可继续发行。正在编辑加工的辞书一律中止，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同意增加辞书出版业务后方可继续出版、发行。至此，争论多年的“辞书市场准入”问题，最终还是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画上了句号。
辞书的编纂与出版一直是个是非之地。这些年来，围绕着编纂、出版辞书的权利应该归属于谁的问题，曾有过多次激烈的争吵和辩论。即使在《规定》出台以后，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也还没有完全平息。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主张“准入制”的，都把辞书的质量，读者的权益，叫得很响；而怀疑“准入制”的，则提醒大家，警惕可能存在的利益集团的垄断，希望能按市场规律办事。说到底，就是因为辞书市场存在着可能实现的巨额销售利润，这在图书市场普遍不很景气的今天，恰如一块谁也不肯主动放弃的“肥肉”。很多人冒险一试，无非是想虎口夺食，分一杯羹。这也是人之常情。
但事实上，就辞书的特殊性而言，对辞书出版进行资格审查，建立出版准入制度，似乎又是十分必要的，甚至合情合理的。近年来，图书质量问题一直困扰着出版业，而辞书的质量更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早已有人指出，伪劣辞书的泛滥，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辞书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并再三呼吁，实行辞书出版准入制度，认为这是提高辞书出版质量，规范辞书出版秩序，维护读者权益的必经之路。从《规定》的具体内容来看，虽说设置了比较高的门槛，但还是考虑到公平、公正原则的，并非仅仅保护某些出版社“垄断”辞书出版的特权。事实上，按照《规定》的规定，所有出版单位都可以拥有出版辞书的权利，开展辞书出版业务，只是这种权利必须经过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查和认可。这是政府行政权利介入市场管理的例证之一，突出体现了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社会转型时期，在市场经济尚不具备自身完善机制和能力的时候，选择行政权利对出版《辞书》实行严格管理恐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