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让观众对话剧燃烧起热情；《立秋》给予人们的文化震撼使其成为伟大剧目之后“山西的《茶馆》和《雷雨》”；《立秋》之所以能被誉为：“新世纪中国话剧的里程碑”，在于创作者“他们有勇气去看事物的原状：悲剧性”；在于创作者用一个深刻的“隐喻”和一个曾是中国势力最大商帮的语境来演绎一个标志性事件，而使之成为一部标志性戏剧。

    为《立秋》燃尽生命激情的陈颙导演，在距公演还有9天的时候跨鹤而去，而使得《立秋》的巡演成为继续她的生命的演出。陈颙的名字也被写在了中国当代话剧舞台的天幕上。

    《立秋》传达的社会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一部戏要表达的意味，为不同的人饱含深情地解读，在灵魂深处洞彻古今人生的共同感慨。

     立秋了，红叶飘零。当剧幕揭开，处在剧变核心的平遥大院呈现出一幅舞台幻境。在这一部扣人心弦的话剧中，以辛亥革命前后（1904-1914年）为历史背景，描写汇通天下数百年的山西平遥票号，最终因为悲剧性的时代而毁灭的故事。诸多矛盾焦点浓缩在立秋一日，具有很大跨度的象征性事件，高密度地集中于立秋一日，架构出舞台上的时空关系和叙事线索，交织成一幅波澜起伏的画面。

     “立秋”是这出话剧的主体隐喻，“立秋”首先是一个时序概念，是节气由热转凉的一个转折点，“立秋”是晋人祭祖的日子。于是，祖先与后辈，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对话在这一天里展开。

     《立秋》成功地运用隐喻将需要思考的东西转换成已知的术语加以传播；把需要探索的东西嵌入一种联想关系，使之艺术地表现出来并由此获得新的意义。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寓意一个时代的落幕；悲秋，正如杜甫诗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意象；秋天，成熟的麦穗粉身碎骨化为人类的精魂，这大概是秋天最原始的本色；在秋天不经意的呼吸瞬间，突如其来的沧海桑田，犹如喧闹的集市突然散场。《立秋》的隐喻是一种积极的富于想象的解码行为，观者不得不去发现隐含其中的意象，才能进行有意义的置换。《立秋》给了我们思索的契机：是什么原因使利倾朝野的商帮步入日暮穷途而一蹶不振？是什么力量将晋商彻底冲垮直入衰败的深渊？怎样才能从这种特殊的晋商经验所汇铸成的历史悲剧中获得前行的指南？

     “隐喻”是站在“人”的角度来抽思哲理，激发想象。由于所处历史语境的转换，“隐喻”则因化为心理过程，成为一种记忆。《立秋》的创作者娴熟地运用了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全剧中高密度撷取事件安排情节和集中矛盾于立秋一日之间，使观者初入其境时感到逼仄，细细咀嚼时，这部戏就像陈年老汾酒、老陈醋那样耐人寻味。这种全剧中对艺术时空的多维叠压正是来自于迭进递推的隐喻的需要。

     马洪翰的女儿瑶琴遵从祖制苦守绣楼六年，与其有婚约的许凌翔的儿子许昌仁却与留英同学文菲自由恋爱。而在上一代，马洪翰的妻子婚前也曾苦守绣楼七年等待许凌翔，后由“老夫人”指婚，才嫁给了马洪翰。两代人毁婚这种人生形式凄美或无奈的悲剧，隐喻“老夫人”、马洪翰所代表的传统观念与许凌翔、许昌仁所代表的维新观念的碰撞。时代变迁，恋爱自由，是对传统的一种背叛，又何尝不是一种对旧有社会属性“诚信”的一种破坏？这种隐喻为剧情中的“老票号”与“新银行”的商业文化之争构建了探索上的参考坐标，为商业属性诚信体系提供了传统中人的坐标原点，给每一位与它“交流”的人一份深深的思考。

     剧中马洪翰的儿子马江涛离家出走，投身戏班，成了马家的叛逆者。之后，瑶琴也受到许昌仁、文菲的鼓励，决定“大脚走天下”。兄妹在戏台后重逢时，江涛说出了：“生在富人家，长在荣华里，却得不到自由、快乐和幸福的一贫如洗的豪门子弟”的心声。隐喻对传统体系的破坏首先必来自社会基础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立秋》的创作者要在剧情主线之外高密度地安排其他戏份的缘由。几代人不同的生活与命运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豪门恩怨，爱恨情仇，彷徨徘徊，跌宕惊魂！这些隐喻在一出话剧有限的时空中，有效地节省了对剧中主人翁悲剧性命运的传统背景进行阐释的笔墨，且增强了传统与革新，理智与情感，忠诚与背叛多重矛盾激荡的波澜，架构出协调舒放的审美意象。

     剧终，“后来呢？”……“后来呢？”……“后来呢？”……

     反复询问的童声扣问着逝者，同时也扣问着今天的晋商。用“立春”来回答最后一个“后来呢？”是继任导演査明哲的旨趣，也是最后一个隐喻。这样的憧憬与全剧内在的精神指向是吻合的。

      看完《立秋》，哪一位晋商不在内心升起一种势必在新世纪再度崛起的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