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让观众对话剧燃烧起热情；《立秋》给予人们的文化震撼使其成为伟大剧目之后“山西的《茶馆》和《雷雨》”；《立秋》之所以能被誉为：“新世纪中国话剧的里程碑”，在于创作者“他们有勇气去看事物的原状：悲剧性”；在于创作者用一个深刻的“隐喻”和一个曾是中国势力最大商帮的语境来演绎一个标志性事件，而使之成为一部标志性戏剧。

    为《立秋》燃尽生命激情的陈颙导演，在距公演还有9天的时候跨鹤而去，而使得《立秋》的巡演成为继续她的生命的演出。陈颙的名字也被写在了中国当代话剧舞台的天幕上。

    《立秋》传达的社会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一部戏要表达的意味，为不同的人饱含深情地解读，在灵魂深处洞彻古今人生的共同感慨。

     立秋了，红叶飘零。当剧幕揭开，处在剧变核心的平遥大院呈现出一幅舞台幻境。在这一部扣人心弦的话剧中，以辛亥革命前后（1904-1914年）为历史背景，描写汇通天下数百年的山西平遥票号，最终因为悲剧性的时代而毁灭的故事。诸多矛盾焦点浓缩在立秋一日，具有很大跨度的象征性事件，高密度地集中于立秋一日，架构出舞台上的时空关系和叙事线索，交织成一幅波澜起伏的画面。

     “立秋”是这出话剧的主体隐喻，“立秋”首先是一个时序概念，是节气由热转凉的一个转折点，“立秋”是晋人祭祖的日子。于是，祖先与后辈，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对话在这一天里展开。

     《立秋》成功地运用隐喻将需要思考的东西转换成已知的术语加以传播；把需要探索的东西嵌入一种联想关系，使之艺术地表现出来并由此获得新的意义。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寓意一个时代的落幕；悲秋，正如杜甫诗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意象；秋天，成熟的麦穗粉身碎骨化为人类的精魂，这大概是秋天最原始的本色；在秋天不经意的呼吸瞬间，突如其来的沧海桑田，犹如喧闹的集市突然散场。《立秋》的隐喻是一种积极的富于想象的解码行为，观者不得不去发现隐含其中的意象，才能进行有意义的置换。《立秋》给了我们思索的契机：是什么原因使利倾朝野的商帮步入日暮穷途而一蹶不振？是什么力量将晋商彻底冲垮直入衰败的深渊？怎样才能从这种特殊的晋商经验所汇铸成的历史悲剧中获得前行的指南？

     “隐喻”是站在“人”的角度来抽思哲理，激发想象。由于所处历史语境的转换，“隐喻”则因化为心理过程，成为一种记忆。《立秋》的创作者娴熟地运用了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全剧中高密度撷取事件安排情节和集中矛盾于立秋一日之间，使观者初入其境时感到逼仄，细细咀嚼时，这部戏就像陈年老汾酒、老陈醋那样耐人寻味。这种全剧中对艺术时空的多维叠压正是来自于迭进递推的隐喻的需要。

     马洪翰的女儿瑶琴遵从祖制苦守绣楼六年，与其有婚约的许凌翔的儿子许昌仁却与留英同学文菲自由恋爱。而在上一代，马洪翰的妻子婚前也曾苦守绣楼七年等待许凌翔，后由“老夫人”指婚，才嫁给了马洪翰。两代人毁婚这种人生形式凄美或无奈的悲剧，隐喻“老夫人”、马洪翰所代表的传统观念与许凌翔、许昌仁所代表的维新观念的碰撞。时代变迁，恋爱自由，是对传统的一种背叛，又何尝不是一种对旧有社会属性“诚信”的一种破坏？这种隐喻为剧情中的“老票号”与“新银行”的商业文化之争构建了探索上的参考坐标，为商业属性诚信体系提供了传统中人的坐标原点，给每一位与它“交流”的人一份深深的思考。

     剧中马洪翰的儿子马江涛离家出走，投身戏班，成了马家的叛逆者。之后，瑶琴也受到许昌仁、文菲的鼓励，决定“大脚走天下”。兄妹在戏台后重逢时，江涛说出了：“生在富人家，长在荣华里，却得不到自由、快乐和幸福的一贫如洗的豪门子弟”的心声。隐喻对传统体系的破坏首先必来自社会基础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立秋》的创作者要在剧情主线之外高密度地安排其他戏份的缘由。几代人不同的生活与命运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豪门恩怨，爱恨情仇，彷徨徘徊，跌宕惊魂！这些隐喻在一出话剧有限的时空中，有效地节省了对剧中主人翁悲剧性命运的传统背景进行阐释的笔墨，且增强了传统与革新，理智与情感，忠诚与背叛多重矛盾激荡的波澜，架构出协调舒放的审美意象。

     剧终，“后来呢？”……“后来呢？”……“后来呢？”……

     反复询问的童声扣问着逝者，同时也扣问着今天的晋商。用“立春”来回答最后一个“后来呢？”是继任导演査明哲的旨趣，也是最后一个隐喻。这样的憧憬与全剧内在的精神指向是吻合的。

      看完《立秋》，哪一位晋商不在内心升起一种势必在新世纪再度崛起的豪情！

    “立秋”是创作者寄寓主题的重要载体，而守望本土文化的“语境”则赋予晋商以观念形态、意义和存在。丰德票号的祖训：“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丰德票号的理念：“勤奋、敬业、谨慎、诚信”；是两句标志性的从晋商曾经而不再的辉煌历史中，从无比丰富和极度复杂的语境中抽取出来的经典。这两句话语代表了晋商语境中的主要符号和象征意义。“票号”一词是个语境框架，他包围着剧情中的事件，“票号”以一种难以磨灭的烙印，深深镌刻为历史的履迹而成为晋商经验的代名词。“诚信”是晋商原生动力的一个语境脉络，“诚信”以一种传承的形态而成为晋商商业文化的代表内涵。梅耶荷德曾说：“戏剧原于世情，审美贵在言动”。《立秋》选择票号临危之时的矛盾冲突而不是那些增添风趣的微小细节，用饱满诗情和深刻哲理的语境来塑造人物。这一艺术抉择是创作者将这种冲突搬上舞台使主人公的价值取向与大多数观众在假定的与主人公利益相同的前提下的价值取向一致。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让这种利益与价值观的坚持者在一场严肃而崇高的行动中遭受痛苦直至毁灭，那么一场伟大的悲剧就诞生了。

    《立秋》语境设计的核心意义就在于此。

     马洪翰的台词说：“非不为，非不能为，而是天不让我为”，这是剧中人物悲剧命运深层次的历史本位。面对日新一日的时局，马洪翰恪守祖训，誓死为丰德护牌守门，而错失了融入近代银行的机会。“可为而不为”是一种价值的抉择。道出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保守性之间的共生性，是社会转型期创新与守旧冲突的根源。

     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将这种历史悲剧归结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击，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余先生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是非历史本体的，“激进的暴力冲撞”是给了经济以破坏，但也催生了新的经济型式，一种商业模式若是适合民生的就绝不会消亡。历史也给了山西票商机会，剧中人马洪翰和许凌翔的现实原型——毛鸿翰与李宏龄，自1904至1908年反复论争关于建立近代银行的事宜，朝廷亦将与山西票商合作组建国家银行放入议事日程，等待票号大股东的答复。由于价值观的差异，毛鸿翰以他在票商中的影响力封杀了所有可能革新的动议，也拒绝了朝廷的方案。终于在1914年宣告破产。十年后，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一书的序中写道：“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枉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爰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立秋》导演从历史的本源中抽取“语境”，组织人物的对白，由此来告诉观众：错失制度创新的良机，并非晋商的智慧问题，而是深刻在传统里的价值取向。这是一种给人以感动的反思，是一种历史的尴尬，历史的悖论，是美学的历史批判与历史的美学批判。正如陈颙导演在研究剧目布局时所说：“不能抱愧山西呀，我们应该拥抱山西”。于是剧中人物进退之间的天平，让观众也走在思索与前行的路上。

    《立秋》打破了以往歌颂性作品的主旨，而以悲剧性来凸显反思与批判，在丰富的背景中看晋商的处境与人格张力，并激起人们对中国第一大商帮起落兴衰的反省。

     悲剧的诞生来源于非理性的领域，对于马洪翰来说，票号的解体是他的最高痛苦，票号一旦融入银行就如出嫁的女儿成为别人家的媳妇，对此他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马洪翰对于操守的追求所表现出来的强力意志，又决定了他的生命本质，而且有了审美意味。战乱中票号大量现银被抢劫，甚至店铺账簿都付之一炬，而工商业大批破产导致几百万两的贷款无法收回，清政府的借款亦无法归还，存款又遭挤兑，银根告紧。一封封的告急电报预示丰德票号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些由时局造成的国家管理成本和社会责任成本，为何要由票号来“埋单”？诚信，并非无限责任！但是最后马家义无反顾地将13代人积蓄的60万两黄金倾囊而出以保全成千上万储户的身家性命；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对于现代企业来说，选择活下去，才是对社会的最大责任，丰德票号选择悲壮的死已不是商业范畴的问题，而上升为民族、哲学、文化的范畴，若单从商业来看是缺乏智慧的选择，但在马洪翰看来，为了“丰德”信誉的永存需要放弃生存。

     形成悲剧情节的真正意蕴，即决定悲剧人物去追求什么目的的出发点，这种精神实体受一种伦理性因素的约束，人的本性被社会的传统所替代。在冲突中，人失去了自己本身的意义。在危机中面对与传统的冲突时，马洪翰对我们今天所说的“与时俱进”已视而不见，马洪翰的视野已经不能越出那深宅大院的高墙了。

     个人是历史的儿女。在马洪翰与许凌翔各自代表的传统与维新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他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时，双双也陷入“罪过”之中。60万两黄金是一场诚信的功德，而票号未能融入时代的银行则是商业生存的“罪过”；许昌仁的自由恋爱是人性的解放，而悔婚则成为对瑶琴的诚信的“罪过”。这是那个时代个人命运的悲剧必然性及偶然性的根源。悲剧恰恰是在描写人的渺小无力回天的同时，表现人的伟大崇高。命运也恰恰存在于人所坚持的利益与价值观遭受到一些必然抑或偶然的冲击时，这种冲击的激烈程度与人的坚持的强度和长度决定了人生悲喜。这就是《立秋》的美学力量----深刻的批判力量。

     当我们今天已经成熟，我们仍需被感动，我们也着实为《立秋》所感动。《立秋》成功地运用悲剧性对一桩严肃、完整、有相对广度的事件进行摹拟，以具有丰富想象空间的隐喻来藻饰，以深刻哲理的语境来传达意蕴，唤起了观众的悲悯之心与畏惧之情，使情感得到了陶冶。

    《立秋》揭示出生存的社会意义，给予我们如下的思考：

     如何构建现代的商业文化环境下对诚信责任与行为的认知？

     现代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是否已界定了企业诚信的“度”？

    “企业公民”应当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

    商业信用与社会属性信用之间的差异及关联如何定义？

    还需要多少时间来等待属于我们传统特色的商业诚信模式？

    晋商文化独特个性中哪些才是不朽的具有社会价值的因素？

    在解决生存的最高哲理问题时如何确定认识的社会意义？ 

    如何更多地从艺术上给人们以心灵净化的作用？

    ……

    历史的箴言与现代使命集结于此

     在这些意义上，《立秋》无疑是一部可以继续成长的戏，《立秋》有理由得到文化尊重，现代晋商只有找到这种文化的原生动力，自我复甦的意识，才能源源不断地喷涌，才能重塑晋商精神，才是新晋商安身立命之本！

     在此，我们向陈颙导演致敬，《立秋》是她用生命的体止符与我们进行的心与心的交流。      

文/晏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