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看到庄园山水画至宋朝之所以得到了很大发展，它与宋统治者的提倡关系极大，这里我们简述其因。

    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的江山是从孤儿寡母的柴姓手中利用“陈桥兵变”得来的。而众将对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也使赵匡胤感受到带兵将领对左右统治者权利的恐惧。因此在他平定全国后，即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用高官厚禄换回了领兵者手中的权力，并劝说带兵枭雄们今后“多积金银，厚自娱乐”、“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在宋统治者提倡“厚自娱乐”的政策下，官宦们自然把兴趣投入到诗词歌赋、游戏绘画诸艺事中来。宋太祖特设翰林画院，汇集全国名家，给与俸禄，赐金带。待遇很特殊；宋太宗特召画家郭忠恕、黄居采、高文进等入翰林院，绘画艺术为此大兴，以至连宋徽宗本人都跻身于大画家之列。


    在如此有力于绘画发展的大气候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山水画以表现庄园为主旋律的呢？其实这种风格与社会时尚，特别是上层社会的喜好关系密切。达官贵人既然追求享乐生活，当然要建府第、别墅。在艺术氛围浓厚的两宋时期，根据主人意图，营造者努力把自然风景借为园林背景。但是美好的山川景物又往往远离繁闹的都市，倘真的把府第别墅建在山川野景中，势必要使主人远离繁闹的都市，那样美景确实得以欣赏了，但却不免要过孤寂、不方便的隐居生活。也就是说，虽然山光水色高山大川令人赏心悦目，但自然山水的远离都市，使居住者即时拥有了如此的庄园也不能长住。为此，当时的上层人士皆希望既不远离都市，享受都市生活，又在不受山居野处清苦的情况下能欣赏到山川野趣。北宋大画家郭熙分析当时这些人的心态道：“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享乐者既厌于“尘嚣缰锁”的都市喧杂，又不愿“高蹈远引，为离世绝俗之行”，但他们精神上又期待享受到“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的清静悠闲生活。为此便希望能从某种方式上解决这种现实所难解决的问题。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山水画师能以图卷的形式在丝绢上画出达官贵人心目中期待的“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有而不得见”的山水景观，使他们能“不下堂莚，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晃漾夺目”。为此有需有供，宋画师们便努力把这种庄园式的山水景观搬到画面来。显然，他们也有艺术加工，如夸张、取舍等。但总的创造手法必须紧紧围绕着现实生活，创造需者理想的天地。宋中、后期画家的山水很少见到元人画中那种超脱现实存在的理想主义色彩，便是因为无论画家，还是民间画师，他们提供的欣赏对象非是平头百姓，也非自娱自乐，御用及满足达官贵人乃是他们艺术生产的走向。因而他们所表现的山水景物内容总要能与需求者心态所钟情的升平美好社会氛围、心旷神怡的庄园图式吻合。并非画家们视“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社会动荡，以及“农夫心中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的阶级压迫和“野田禾稻半枯焦”的荒凉景象不见，实乃是山水画在两宋时期乃是一种高层社会的需要。画师是遵命艺人，他们创作贴近生活的庄园山水景观目的就是为更好地表现达官贵人的审美意愿，更好的为他们服务，以确保画师的地位和生活出路。这不能不说是封建时代艺术家的一种悲哀。


    宋山水画由宋初逐渐形成庄园模式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乙方面适应时尚的同时，一方面也求变化。于是在全景山水基础上创造出局部构图的一角、半边式构图，（图1）（图2）但这无疑只是丰富了庄园山水的形式而已。

    总之，在上有所好的前提下，宋中、后期山水画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形成了庞大的画家群。虽然这些作品缺乏自然山水之野趣，具有达官贵人所钟爱的庄园气息，但总体来说，其艺术水平确实登上了一个高峰，在中国画史上留下了绚烂夺目的一页。
                   北京艺术研究所   刘玉来       2013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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