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之五：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与其他待“合璧”作品的比较。  

1948年12月至1949年12月，国民党将北京故宫等地文物分七批共5606箱运抵台湾， 总数达60余万件，尤以陶瓷、书画、青铜器最为完整，其余为玉器、漆器、珐琅器、善本图书、档案文献等，但多为精品。这些文物中，除《富春山居图》，还有若干隔海分离的知名文物，如《清明上河图》（清院本在台北故宫，宋代张择端绘本在北京故宫，明代仇英绘本在辽宁省博物馆）、《三希堂发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在台北故宫，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中秋帖》、之侄王珣的《伯远帖》在北京故宫）、唐代怀素的《自叙帖》（帖藏台北故宫，匣藏北京故宫，独具“珠椟合璧”意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在台北故宫，文津阁本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文溯阁本在甘肃图书馆，文澜阁本今藏浙江图书馆）、《满文大藏经》（共108函印本，其中台北故宫存32函，北京故宫藏76函）。这些国宝隔海相望，虽令人发沧桑之慨：“溪的美，鱼知道，那流泪倾诉的依赖难分离；风的柔，山知道，那留在千年的故事难忘记”（见《两岸故宫》片头曲《爱，延续》句）。但我们知道，“看似漫长的等待，却是永恒的未来”；但我们相信，其合璧“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较之上述历史原因所造成的隔海分离文物，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却有所不同，一是这些作品离我们更近，属于现代范畴，价值多元；二是这些作品是张大千分别捐赠四川省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的（四川与台湾，刚好是张大千生与卒的地方。这两个点连接的线，既可以链接张大千的生命与艺术历程，又能链接两岸文化交流特别关系）。同时，张大千作为现当代人更具有信息量，更拥有社会知名度，其《爱痕湖》（2010年5月17日以1亿零80万元人民币拍出）、《嘉藕图》（2011年5月31日以1.9亿港币拍出）的天价拍出，接连不断地刷新了中国现当代书画单幅作品破亿元关的纪录。至于张大千的《庐山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则是无价之宝，已超越美术作品意义，构成了一个时代中华文化的表征而鹤鸣九天（详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导览厅《中华文化沿革图》）。由此，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不仅拓展了它的增值空间，而且现实意义更为凸显，颇能很好地展现“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那一道旖旎风景线。

理由之六：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可行性。一是两岸文化交流的认同感不断走向深邃；二是有“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的先例；三是张大千与台北故宫有渊源，生前与之有良好互动，一方面张大千曾为台北故宫藏品作鉴定，一方面台北故宫数次展出张大千的作品（包括张大千去世后），创展览现当代艺术家作品次数最高纪录；四是除张大千捐赠的62幅敦煌壁画临摹本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他所捐赠的75件古画和19件文玩纸笔（详见《大风堂遗赠名迹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7月出版），以及其《庐山图》、《长江万里图》、《华岳高秋》等巨制；五是两岸均建有张大千纪念馆，这在画家中是唯一的——台湾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张大千先生故居，名摩耶精舍）隶属台北故宫博物院。

 

总之，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意义非同凡响，具有广阔的前景。对于这个展览，数年前我便深深冀盼，并在《心读台北故宫》一文中呼吁（详见所著《台湾文化之旅》77－78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出版；《文史杂志》2009年第1期）。对这个展览的认知，绝非仅仅将两岸所藏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放在一起就算“珠联”。这个珠联展应该在《富春山居图合璧展》的基础上，办得更有深度、更显创意、更富特色、更具展示性、更能体现中国“和合文化”的魅力，甚至在同类型的展览中具有示范性和前沿意义（包括功德意义）。至于届时配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文化运作：一是两岸共襄盛举出版 “完整”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集》，以及其他系列印品；二是分别举办中国敦煌学、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及其展览所唤起的“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意义等专题学术报告会，以此上升与欧洲文艺复兴媲美的国家话语权；三是以此拓展文化创意产业，构成文化产业链，包括旅游、影视创作、邮品（票、卡）发行、高仿真品制作、国钞版（币）发行等，以及佛教功德意义的；四是提请国台办、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促进会（包括知名企业。《富春山居图合璧展》便是招商银行资助的）在道义和经费上给予支持；等等。

 

（此系作者2011年5月8日在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两岸文教合作与青年交流”中发言的部分内容。后有补充和修改。）

   

此倡议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及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