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坤先生自1992年由宁夏奉调北京出任中国光大集团董事、光大银行副行长时间不长，我们就以翰墨结缘成为很好的朋友。经常是希坤先生一个电话招呼，我下楼步行几分钟便可到达他的办公室。进屋坐定，他总是笑嘻嘻地给端上一杯热茶，于是话匣子打开。谈些什么呢？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他是金融界的大腕，他知道谈他的金融本行和深奥的学问，我不懂。但是谈写字，我们却有许多共识。所以话锋所及，基本上都是同写字有关的事情。他也断不了来寒舍一坐，我照样亦以清茶一杯相待。希坤先生的书艺简历中说他来北京以后“拜著名书法家、理论家沈鹏先生和张荣庆先生为师并入室求教”。这，我可要做些解释了。我只长他四岁，创作和理论都很一般，迄今仍是一个普通的学书者，他把我说成是他的老师，我真是愧不敢当。不过我们有共同的爱好，说得来，倒是实情。由于同好而成好友，凑到一起，随意聊天之外，有时兴致来了，便铺纸备墨，挥毫猛写一通。照我看，这种情景就是玩，而且玩的很是投入，玩的很开心。玩地当中，互相交流，互相启发，互相促进，大抵不过如此。实际情况是指点迷津、言传身教，使他受益最深的人，还是当今书坛泰斗级的大家、同时也是我所敬重的沈鹏先生。沈先生才是他的真正的恩师。

     喜欢写字的人，大概多半都是小时候培养起来的兴趣。希坤先生是，我也是。少年希坤家境虽然不好，但毕竟得以在青天丽日之下健康的成长。他非常聪敏，上学成绩名列前茅而不觉吃力。他酷好写写画画，十岁时就把自己写的画的贴在家里的墙上，供人观赏。别的小朋友都赶不上他，大人们的誇奖和赞许，想必使他欣喜异常。可不要小看这幼小的心灵里一点点艺术的萌动，实则同他成年以后书法上的发展是有着因果关系的。

     宋代欧阳修讲过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来，渐以废去。或厌而不为；或好之未厌，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厌者，书也。至于学字，往住可以消日。乃知昔贤留意于此，不为无意也”。（《试笔.学书消日》，《欧阳文忠公集》卷十四）

      我遇到好多写字的朋友，包括希坤先生在内，都跟昔贤若欧阳文忠公们的情况差不多，可见古今同趣。希坤先生之于书道虽然一直是他工作之外的余事，但他就是喜欢，就是上瘾。而且历时愈久，瘾头愈大，退休以后更是全身心扑入了。这里当然还有一个着眼点立足点的问题。时下的中国书坛，人们对写字的认识以及所持的观念大有不同，可以说是怎么吆喝，怎么折腾的都有，因此不免造成一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然而主流还是清楚的，即立足于继承传统，师法古贤，尤其注意从历代大家（包括无名高手）经典书迹中汲取营养者为大多数。主流有如大江东去，势不可挡。主流的存在，是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书法艺术，赖以薪火传承，不断线，不变味的根本保证。这是我辈学书者之大幸，也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之大幸。那么，希坤先生则正是其中的一位将书法视为第二生命，孜孜不倦地追求并有所成就者。

       希坤先生书路正，古人今人只要对路的，他都学。就路数取法而言，依我看，他前后是有区别的，大致可以1992年为界，这年他刚好五十岁。在此之前，他供职于宁夏多年，主要是写碑。他涉猎大量汉魏碑版及唐楷，底子打得厚实。已故老书家胡公石先生当时寓居银川。胡先生是近世碑派巨擘于右任先生的弟子，其行草面目颇近于公。希坤先生与胡先生同处一地，可能是长期耳濡目染的缘故罢，他的行草书也便多受于、胡影响。1992年入京以后，他广结书界朋友，眼界愈加开阔，并终于拜在沈鹏先生门下，与之成为莫逆之交。这使他获益匪浅，更当视作其学书道路上一大转机。沈先生是一位重量级学者型书家。他善于从大文化、大美术背景下观照书法，思想开放，艺术见地甚高。沈先生崇尚“二王”，碑帖兼容，尤擅草书。沈先生的草书取法固多，然根柢是《圣教》，尤其是孙过庭《书谱》，而以长锋羊毫出之，因复颇多自家风骨。希坤先生在沈先生悉心点拨之下，取法的目光开始重新投向“二王”一路。他现在基本上是仿照沈先生以长毫笔进行创作。他的大字行草，有“二王”、孙过庭的意思，还保留些许于右任的意思，更多的是沈先生的意思。他诸体皆能，眼下看，他的萧洒大气的行草书，当属最好。关于今人可不可以学的问题，人们见仁见智，说道不一。我则以为，今人当中学古人学得好的，倘合自已胃口，也是可以学的。这就等于间接地学古人，而且似亦比较便捷。不论学古人还是学今人，关键是抓住其中带有本质性的东西，即所谓“真髓”，并善于加以变通，化为已有。古人所说的“遗貌取神”、“得其意而忘其形”，即指此，这当是学书之上乘。一时规模形似，亦无不可。但只能作为登堂入室的阶梯，倘作长远计，最终还是跟老师拉开距离为好。希坤先生学书不遗余力，潜心临池，他的字还在不断求变和深化当中。看他练字的痴迷劲儿，他蹚出完全属于自己的一条路来，大概为时不远了。 
                                    张荣庆结稿于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