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宋庄艺术家是潦倒的，只能说5%是富起来的艺术家，95%还在进行各种生活或者生存的挣扎。大家不要以为宋庄艺术家真的全面脱贫，有的艺术家十年都没卖出一幅画。”最早入住宋庄艺术村之一的艺术批评家栗宪庭如是说。事实上，两年前就有报道指出宋庄平静面貌和乐观前景之下贫富差距的残酷现实。除了诸如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等“艺术大腕”，广大没有成名的画家面对日益高涨的房价和基本生活成本，却不得不挣扎在生存边缘，“某某画家‘穷’得没钱买颜料”，“某某画家为了吃饭不得不低价贱买数年心血凝成的作品”……宋庄光环下的落魄对某些群体是司空见惯的旧闻。

    越来越引人注目的宋庄现在习惯于被称做“艺术家群落”，既是群落，有影响力，自然也有阶层划分，这早在圆明园时期就已显露出来，到如今已潜移默化而为某种规则。个中人际关系、利益分享之丰杂自不必说，未来发展也还扑朔迷离，眼花缭乱之际，为“房子”冷不丁被尊自己为“衣食父母”的农民通过法律索回，艺术家们群情激愤了。旁观者在为艺术家们抱不平的同时，也不禁要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艺术家本来不就是四处漂泊的吗？”“房子，俗物。”云云。事情似乎必然应该这样发展：农民将艺术家的地盘要回去，画家相继搬走，这几年形成的文化艺术氛围毁于一旦，房价又回落到当初水平，宋庄艺术发展归为零。然而，会这样吗？ 

    事实上，若说宋庄的成名纯属偶然，那么它的某些发展趋势却似乎是必然。和巴黎的巴比松、纽约的苏荷区、伦敦东区、柏林米特区等世界知名的艺术区一样，它的最初形成是自发的，但拥有一定知名度后，不得不面临被商业侵占的恐惧和阴影。如著名的巴黎巴比松现已成了富人居住区；纽约苏荷区现在也是奢侈品专卖的宝地。商人之精明，在于瞄准了居住此地的艺术家中出了“名家”，换而言之，这片风水宝地具有了“名牌”效应。故而，年轻的乃至许多未出名的艺术家来宋庄的动机也未必就如从前那般纯净了，为了低廉的房价吗？显然不是。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许是一个原因，“品牌”效应也难说不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这种如广告般的品牌效应怎么运作？能否真正给年轻艺术家带来应有的理想预期？又是否真正对未来艺术发展起到有益的作用呢？在种种光辉乐观的构想下，问题还需要从另一面看。

    我们先来看所谓广告效应鲜为人知的实质。按照英国艺术批评家格林·伯格的看法，广告效应“无奈地把过去买给未来”，看似繁荣却是“艺术的回光返照”。历史成功的许诺确实吸引新的怀揣着梦想的人们，而当这批人们把自己投入到了所谓的“未来”的时候，却发现了现实与理想间的巨大落差。除了少数的艺术资产阶级，大多数则是中产甚至是无产阶级。产生品牌广告效用的，是名家；而名牌效应的收受者则是后两者——推销给无产者的是改变个人生活的诺言，推销给中产者的是改变人事交往接触的种种关系。而事实上，这种效应“所提供的现实同它许诺的未来之间存在一条鸿沟，填补这条鸿沟的，不是行动或生活经验，而是充满魅力的梦。”于是最终，农民的一纸状书，将梦惊醒。农民真的不懂吗？他们能知晓并精通算不上广为人知的“小产权房”法律条文，并成功告倒艺术家，可见他们在某些方面的实力不容小觑。再进一步说，他们会去告王广义、方力钧吗？恐怕不会吧。合理地想象一下，不远的将来也可能是这样的格局：名家依旧在，名牌效应依旧在；平民艺术家们走了，又慕名来了一批淘金儿，房价持续攀升，政府扶持加速强健。农民依旧是这场博弈中的胜者——从一开始他们就是，无论是经济上、政策上乃至精神文化、下一代的教育上。他们还很可能胜得更彻底。而真正失去的，只能是艺术本身，那些被埋没者，以及他们的斗志和希望。 

    宋庄之战就画家而言，唯一不会失败的在于道义和精神。在与农民对利益上的划分如何解决、怎么解决，目前还不明晰的情况下。画家可以做的，除了上书陈情、为自己的利益做展览、愤慨言声之外，是否还能关注普天之下有相同遭遇的人们、关注千千万万在“城市高价房购不起”与“农村小产权房不能购”之间徘徊流浪的普通百姓之疾苦呢？或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将唤起画家久违的普世精神和人文关怀，而这，才是艺术力量之所在。（文/胡 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