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个报道，据说近几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势头十分迅速，已经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后来又看到批评家杨卫在答《上海证券报》记者提问时提出的一个观点：艺术家群落的消亡将会造成一种文化的消失。这使我联想到国内艺术家群落聚集的文化生态现象以及它们目前所处的尴尬处境。
艺术家群落聚集区是后工业时代都市发展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国内的一些国际大都市北京、上海等都陆陆续续地出现一批艺术家群落聚集区。北京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自发形成自己的第一个艺术家群落聚集区“圆明园艺术村”以来，目前聚集区数量激增，比如宋庄、798艺术区、草场地、上苑、酒厂艺术区、环铁艺术区、何各庄、观音堂、索家村费家村、黑桥艺术村等。其他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一批艺术家聚集区，比如上海的莫干山艺术区、成都的蓝顶艺术区、重庆的黄桷坪艺术区、深圳大芬村艺术区、武汉的昙华林艺术区、南京的幕府山艺术区等。这些艺术家聚集区与19世纪法国的巴比松艺术区、20世纪纽约的SOHO艺术区、伦敦的东区、柏林的米特区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它们大多处于大都市但大部分都远离城市中心，以避免城市的喧嚣和嘈杂；这些区域虽远离城市，但交通网络还比较发达；它们刚开始的时候大多要么是空旷的无用之地要么就是废弃的工业厂房，租金低廉；艺术家大多游离于体制之外，在艺术表现上相对前卫。
艺术家聚集区的形成原因有偶然性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原因，正如栗宪庭在谈到艺术家当时为什么选择聚集到圆明园时提到：“圆明园艺术村的形成完全是偶然的，画家为什么在那里聚集起来，我想有很多客观的东西：他们想走自由职业的道路，但同时这些又都不是大款，而圆明园的房租很低，房子又很大，好画画，离北大清华文化区又近。”同时，这些艺术聚集区的形成客观上又有利于艺术家之间的直接接触和交流，有利于艺术观念的沟通和灵感的激发，毕竟艺术家之间的语言系统比较接近，编码和解码信息更加直接方便；另外，它又会吸引大量的艺术爱好者，形成规模效益。
但目前令人尴尬的是，随着资本和商业逐渐大批涌入艺术市场以及行政力量的介入，一大批画廊、酒吧、咖啡吧、饭店、俱乐部陆续在艺术家聚集区建立，政府部门大批地将艺术家聚集区改造成文化创意产业区。如今大部分艺术区的房价飞涨，商业气氛逐渐取代了艺术气氛。据我了解，“798”艺术区是被开发商一手营造出来的，2002年一批艺术家迁居于此，这个处于北京城东北角的艺术区在刚建立的时候还比较安静，路上行人也很少，大多数的艺术家都猫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搞创作，如今随着798的逐渐火热，尤其近几年政府部门把“798”作为首批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进行开发，该地区的商业价值立即上升，大批的商业机构逐渐涌入，日益高涨的租金和日益喧嚣的环境使大批原来居住在此的艺术家不得不因为无法承担高昂的租金而撤离另寻他所，如今的“798”倒更像是一个旅游之地或艺术商业区，大多数的艺术家都在“摆摊”，除了商业还是商业。如果说“798”建立的时候本身就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其成为艺术商业区的事实也在情理之中，那么作为艺术家完全自发形成、拥有整体文化记忆和历史溯源感的宋庄如今也难以避免商业和行政的干扰。这个大部分从圆明园迁居过来的艺术家所形成的聚集区如今也成为政府强力打造的文化创意产业区，逐渐被政府“招安”，去年的时候，宋庄还提出一个颇具国际性的概念—CAD，打造全国乃至世界的中央艺术区。在我看来，这个口号的符号意义和商业意义永远大于现实意义，利益诉求只是掩盖在光鲜的符号下而已，不过这对于长期被边缘化、被商业忽略的艺术家来说还是有利的。如今宋庄的一些艺术家也因为难以承担高昂的房租和生活开支费而离开，过去200元到300元就能租到的院子如今涨到最低已经一两千元以上。
艺术家聚集区曾经所代表的“独立”“自由”“前卫”的身份渐渐模糊成商业或产业的代名词。在某种意义上，艺术家聚集区像是一件行为艺术作品：首先给艺术家创造远离尘嚣的自由独立之地，待到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规模效应，然后以文化创意产业之名改造，接着就是艺术家因为种种原因被迫搬离此地。这仿佛成了艺术家群落聚集区的宿命，包括国际上知名的纽约SOHO、东区等也难逃这样的命运安排，艺术家似乎常常是在给资本、商业或政府作嫁衣，也正如杨卫所言：“无论搞文化产业还是求地方经济，艺术家往往容易被利用，利用完了、没有价值了，就不了了之了。”我想，艺术区的生命力还是在于其野生的状态，当然不排斥适度的商业和资本的介入，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这也无法避免，其次艺术家也要生存，商业和资本的适度介入有利于艺术家更好地静下心来搞创作，尤其是对于以艺术创作来谋生的艺术家来说非常重要。另外，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固然是好事，但应该更多的将重心放在完善基本服务设施，为艺术家提供更好的配套服务，而不是主导其发展的方向，让商业和资本过多的介入，这样伤害的不仅仅是艺术家，从长远考虑也将影响到艺术区未来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