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红楼梦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问世之初就以抄本形式大行于世，由于红楼梦蕴涵着非常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后世读红评红之风一浪高过一浪，不同时代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解读红楼梦，研究红楼梦成为一门显学——红学，不仅流派众多，观点也大相径庭，迄今也远未得到统一，并将继续争论下去，红楼梦成了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的一个谜。当我们把红楼梦这部巨著放到中华文化和文学整个发展历程中去看时，似乎又为我们提供了又一解读红楼的视角。曹雪芹不仅是作为个人的曹雪芹，也是社会和历史的曹雪芹，曹雪芹生活的明清时期是中华封建文明的终结期，明清文学也是封建社会的晚年文学，都有着末世的特色，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也必然带有末世的色彩。
一、明清文人的普遍心态
文学史是人类心灵史的感性显现。文学以诗性的方式对人类心灵的流变史做了忠实的记录，它虽没有哲学的严谨明了，却能够穿透纷繁复杂的文学表象，直击人类灵魂的深处。
明清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两个王朝，虽出现了诸如仁宣之治和康乾盛世，但其实是“末世”，仅仅是中华传统封建文明的回光返照之象。从中国历史与文学的流变来看，末世的文学有着时代的特色，它已经失去了先秦的蒙昧高远、秦汉的古朴疏阔、盛唐的豪迈博大、两宋的精思雅致，“明清文学是封建社会的晚年文学，追慕前人的辉煌，感慨历史的无奈，喟叹世事和人生的空幻是这五六百年的文学的基调。”明清文人一方面面对前人的辉煌成就，自感力不从心，想要超越而不能，背负了太多的历史重负，另一方面，明清文人也在不断地内省。因此明清文学进入了继承、内省和求变的时期。
明清文人并非有意与古人一较高下，明代众多文学流派，前后七子是复古，茶陵派是复古，唐宋派是复古，远绍秦汉，近承唐宋，都企图在古人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然而他们失败了。明清之时非唐宋之世，愈加专制的统治表明对自身的力量和统治信心不足，且早已力不从心，远不及汉唐之雍容大度，俨然上国风范，明清文人面对倾颓之世在不断总结。复古是一种总结，对历史的回顾也是一种总结。二十一史演义是最好的注脚，《三国演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发出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感慨，对历史的无奈和荒诞的意识初现端倪。
明代杨慎在《历代史略词话》中说秦汉的开场词《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历史的无奈，世事的荒诞，人生的无常，都包含其中。叱咤风云的历史英雄，狼烟滚滚的杀伐征战竟成了渔樵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些雄浑激荡的历史场面和风云际会的英雄人物“而今安在哉”？
这是对前人历史的总结，而《清忠谱》和《桃花扇》则是对近世的内省。易代之痛，与身相关，空幻意识较前者更为明显。
明清文人也在内省，高启似乎是第一个思考自身生存状态的人。高启作为易代之民，初入新朝，意气风发，然而最终不受征召，归隐林泉之下，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思考。经元入明，蒙古统治者仓皇北逃，汉人重新统一中原，明朝作为继唐宋之后又一个汉族大统一政权，给士人带来泡沫一般对汉唐盛世的幻想，法古崇圣，修明文治，“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身在“盛世”，高启的内心似乎若有所思，常“恐盛衰之不常，离合之难保”，只求“得安于田里，抚佳节之来临，登名山以远眺，举觞一醉” （《游天平山记》），于《槎轩记》中更为明显： 客有过而凝者，乃谓之曰：“子不观夫槎乎？众槎之流，同寄于水也，而洄薄荡汩，或沦于泥沙，或栖于洲渚，或为渔樵之所薪，或为虫蚁之所蠹，或乘洪涛入于海，茫洋浩汗，莫得知其所极……其漂然而行，泊然而滞，随所遭之势尔……人之生而系命于天者亦何异是哉！……”
可与苏轼之《前赤壁赋》相对照阅读，使人直起人生空幻之思及至公安袁宏道，既受李贽“童心说”的启发，也受徐渭汤显祖的影响，“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明代文人似乎找到了心灵，回归了自身。然而其时已经是明后期，明清易代又勾起了文人空幻之思。易代文人产生空幻之思实属正常，但身处康乾盛世的洪升和孔尚任，却有如此之思，不能不说是时代使然。
《长生殿》写的是李杨爱情的古老故事。在《长生殿》中作者一方面歌颂了李杨的真挚爱情，另一方面也描述了他们的政治爱情带来的严重后果，谴责了当时统治阶级的罪恶，但《长生殿》更是一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叹”的著作。
作者有感于历史的鉴戒，发出了沉痛的兴亡之叹：“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我只待拨繁弦传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的把天宫当年遗事弹。”（第三十八出《弹词》）这样的兴亡感叹，不仅使作品所表现的爱情主题富有沉郁的历史感，而且具有了有时代特征的幻灭感。
在《长生殿》稍后的《桃花扇》中，孔尚任把这种“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叹”的形式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孔尚任虽身处康乾盛世，也不属于易代之民，然而他对前明的灭亡有着深刻的内省。他在《桃花扇小引》中写道：《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叹。 苏昆生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兴亡的亲历者，对时代风云的变幻，感受尤其深刻，在《余韵》中他唱的《哀江南》套曲极具感叹兴亡的意味：[驻马听] 野火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街罩；谁祭扫，牧儿打碎了龙碑帽。
甄士隐解“好了歌”：“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第一回）其慨叹何其相似。对于候方域、李香君二人，放弃了荣华富贵、真挚爱情，然而为之奋斗的“理想”却破灭了，到头来一场春梦，国陷了，家丧了，爱情也抛却了，虽悟“山残梦最真”，只是“旧境难丢难掉”，（《桃花扇•余韵》）最后只能双双入道。
《长生殿》、《桃花扇》都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叹”， 继而深感历史的无奈，世事的荒诞，人生的无常，《红楼梦》则把这种情结推至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
二、红楼梦的文化积淀
明清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两个王朝，进入了中华文明的归整期。明清文人背负了太多的历史重负，在追慕前人辉煌的同时，总是希望把前人辉煌的成就纳入自己的轨道。红楼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年文学史上的一座巅峰，就体现着对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自觉继承和运用，从而能够有足够的气魄，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全景视野展示封建社会的人生百态和社会万象。
走进红楼世界，宛如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观园。“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蓄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正如周汝昌先生所说的，红楼梦是“中华之文化小说”，“充满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尤其是红楼梦中，中华民族古典的尚悲气息扑面而来，“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具有传统的浓郁的诗性气质：庄子之超逸，屈原之慨叹，佛家之性空，儒家之忧世。无不熔铸于红楼之中。因此红楼梦所折射出来的思想也异常复杂，儒释道三教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身影，但似乎又都不是。
红楼梦的美不仅在于它从流飘荡的叙事风格，草蛇灰线的骨架结构，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也在于它本身具有的中国古典文学一以贯之的具有悲情特质的文化气息，其中透着一股文人的圣洁、文化的圣洁。这种文化的诗性纯美，充盈于整个红楼世界，甚至影响到了后四十回的写作。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曹雪芹心灵深处的一个梦。在这个梦中，寄寓着他的真善美，他为那些纯美的生命创造了这座“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大观园承载了女儿们的悲欢离合，也承载了太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信息。曹雪芹在经历了一番梦幻之后，悲从中来，和泪研墨，用他的灵妙之笔，将两者完美结合，进而提升到了空灵之境。
大观园之主水——沁芳溪就是一个悲剧的象征。沁，浸也。沁芳，表落花流水之象也。落花流水，伤春之象。花本是美好事物的代表，春意盎然的象征，红楼梦中也用了大量的花象征大观园的“如花美眷”，而今“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似乎为大观园女儿们悲剧命运奠定了基调。
林黛玉的潇湘馆就是一个悲情文化和个人悲剧命运的完美结合体。“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后院墙下皆开一隙，得泉一派，开沟仅尺许，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十七回）“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湘帘垂地”，“觉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二十六回）这是一个多么雅致的所在。“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东坡老先生一句“无竹令人俗”道出了竹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居有竹”成为文人雅士追求住所的最高境界。这个雅致的潇湘馆只有“孤标傲世”的林黛玉才适合居住。“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泪也无？” 千竿翠竹不仅是她高洁的象征，也是她爱情的见证。“当日娥皇女英洒泪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那竹子想来，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潇湘妃子就完了。”（三十七回）林黛玉一旦与湘江旧迹联系起来，湘妃竹、潇湘妃子就在文化意义上等同了林黛玉。
与林黛玉相对，博学多才、工于心计、善于守拙的薛宝钗无疑是另一个中心。尽管“钗黛合一论”为薛宝钗稍稍正了名，但多数人仍然认为薛宝钗是一个世俗之人。但是曹雪芹并未一味否定她，反而给了她一处好的所在——蘅芜苑。且看“那香的是杜若蘅芜，那一种大约是茝兰，这一种大约是清葛，那一种是金簦草，这一种是玉蕗藤，红的自然是紫芸，绿的定是青芷。想来《离骚》、《文选》等书上的那些异草……”（十七回） 蘅芜苑没有潇湘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的雅致，曹雪芹却把屈原寄寓美好理想的杜若蘅芜等香草搬来了蘅芜苑，香草美人的传统在这里显现，屈原的悲愤失意似乎也可以在薛宝钗身上找到，毕竟打动宝玉的不仅是“任是无情也动人”的“仙姿”，更有她冷若冰霜的外表下澎湃的内心。
潇湘馆、蘅芜苑等大观园建筑是悲情文化和个人悲剧命运的完美结合体。红楼梦中最能够体现诗性传统文化气息的一定是她们所作的诗。诗言志。诗是人类心灵的外部显现。大观园女儿们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她们在大观园中尽情讴歌美好的生命，恣意挥洒活力四射的青春：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一曲悲凉的葬花吟使古往今来多少读者潸然泪下；凹晶馆联诗悲寂寞，黛玉、湘云两个“同是天涯沦落人”，因感凄楚身世而心灵相通，吟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这样悲怆之至的诗句，连“槛外人”妙玉也连呼太悲凉了；芦雪庵争联即景诗，又是一幅多么活泼动人、无拘无束的场景。
曹雪芹又创造了许多富有古典韵味的唯美画面：黛玉葬花的悲戚、宝钗扑蝶的活泼、湘云醉卧芍药茵的豪迈、薛宝琴白雪红梅的娴静，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古典的醇美扑面而来。大观园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雅致之趣。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在这里，阶级的差别消失了，主奴的身份消解了，只有两个平等率真的生命在对话。栊翠庵茶品梅花雪，宗教与世俗的隔阂消失了。痴公子杜撰芙蓉诔，所悼不仅是晴雯，也不仅是黛玉，也是对大观园女儿的奠基，对美的奠基。曹雪芹运用具中国古典特色的诗性笔法描绘的大观园是一个呼唤纯美、展示纯美的世界。
三、红楼梦的彷徨心态
红楼梦之所以具有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全景视野和古典的诗性特质，是因为明清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进入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归整期，种种具有古典特质的东西必然在文学中体现。曹雪芹自是经历了一翻梦幻之后，以超人的艺术修养和对人生世事的深刻理解，创造出梦魇般的红楼梦。而红楼梦所体现出来的彷徨困惑，既解脱又执著的情结，则是那个作为末世的时代在文人心中的投影。
胡文英在《庄子独见•略论》中评论庄子：“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④那么曹雪芹则是泪眼热肠，虽知无用，终不能忘情，世事看穿，终未下手，只能毅然决然转身而去。曹雪芹眼睁睁看着大观园中那些鲜美的生命一个个飘零消逝，欲挽之而不能，只能呕心沥血，用手中传神之笔，精心构思，精心设计了这转瞬即逝的红楼一梦，来消解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想得到而又无法实现的理想追求——真、善、美。其中包含了多少彷徨，多少幻灭。曹雪芹以艺术家的先知先觉，带着惆怅的末世情怀，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铸进他心中的理想国——大观园，又噙着泪水，带着无限留恋而又无可奈何的哀婉，将之付之一炬。
在红楼梦这座琳琅满目的艺术宫殿里，红楼梦不仅向读者展示了风灵神秀之美，而且也饱含辛酸地描述了这稀世之美被毁灭的过程。在曹雪芹看来，红楼女儿的悲剧是宿命的安排。
宿命像一个盘旋在贾府上空的幽灵，不时给这个“赫赫扬扬已百载”的“煊赫”家族投下阴影，也始终笼罩在红楼梦的每一个人头上。宿命的可怕不仅在于结果的悲惨，更在于它的既定性和不可转移性。小说一开始就借赖头和尚和跛足道人之口预示了她们的悲剧命运：“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久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得道的和尚道士，还是“经过一番梦幻”的曹雪芹都对那一段美好的时光是非常留恋的，只是“不能永久依恃”，表达了他对永恒的希冀。然而乐事是不能永恒的，永恒的只能是悲剧。这就是红楼世界梦幻性质的本质：一切都将走向消亡，一切都不可依恃。曹雪芹在第一回中即郑重宣告：此回中用“梦”用“幻”，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本书立义本旨。“好了歌”则是对这种“不能永久依恃”的美好事物毁灭过程的最好注解，由经过了一番梦幻，参透了“好了”的甄仕隐说来，尤其沉痛。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别具宿命的悲情，薄命司图册和“红楼梦十二支”曲子乃“一部之总纲”，也是大观园女儿悲剧命运的预言，而谶词曲韵及其包含的浓浓悲情，则是薄命司图册和红楼梦曲子中最为悲怆动人之处。红楼梦中渲染离散的气氛，构建离散的结构，营造离散的意境，曹雪芹想超越宿命式的离散，以悲情的离散来显现人性之美，让读者在悲情的离散中感受美的纯粹，大观园的女儿们正是在离散的悲情气氛中塑造的超美绝伦的典型。
书中多次运用谶语式的谑语、诗词、戏曲预示她们的悲剧命运，使红楼梦具有“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结构特色，同时又使读者深感她们悲剧人生的宿命性质，一切都将走向消亡而不可挣脱，人在命运面前是多么软弱无力。曹雪芹在康乾盛世发出了人的生存状态的现代性追问。当然曹雪芹圉于时代的局限，不能也不可能找到答案，更不可能找到出路。堵在他胸中郁结，终不能排解，于是发生了对中国传统式归隐的回归，让独能呼吸领会“悲凉之雾”的贾宝玉“悬崖撒手”。这种“悬崖撒手”是否当和尚，由于红楼未完的缺憾，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这种“悬崖撒手”是佛家万境归空和道家任自然的结合体，充满了对以红楼女儿为代表的美好现世的留恋，而又毅然决然撒手的矛盾心态。在后四十回中，作者让宝玉出门前拜别王夫人，又在毗陵拜别贾政，应该说抓住了宝玉心中留恋现世的一面。
宝玉撒手中的矛盾心态来源于蕴涵极深的中国文人的归隐情结。不管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孔子，还是“眼极冷，肠极热”，世事看穿，终未下手的庄子，在陶渊明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都体现着一种归隐情结。其实他们都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18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曾说：“哲学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这个定义把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朦胧情绪统统归结为绵绵不绝的乡愁和寻找自己家园的冲动。“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白居易诗）“长亭更短亭，何处是归程。”（李白词）孔子、庄子、屈原、陶渊明、曹雪芹等人不都是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求让自己“心安”的“归处” 吗？曹雪芹的精神家园就是大观园，心中的一个美丽的梦。
红楼梦是一部解脱的书，更是一部执著的书。它充满了对个性和理想的执著。书中富贵豪华的深处隐伏着深沉的悲凉，而这悲凉又隐含着作者无法泯灭和割舍的忧患意识，一种潜意识中深沉的历史感，也就是对人生对永恒的一种终极式的追问。
王蒙曾说：“全书有一种人生的悲剧意识，有一种社会的没落意识，还有一种宿命意识，最后又有一种超越意识。” 读者所解读的红楼梦所蕴涵的意义可能超过了作者的主观思想，但曹雪芹对儒释道三教思想是有一定的超越之处的。然而他在否定封建传统观念的同时，又表现出传统知识分子的思维定势。在贾宝玉身上找不到出路，他并没有让贾宝玉走向毁灭，却给后人留下这充满感慨，既解脱又执著的一个梦。在肯定贾宝玉这个“末世愚顽”时，闪露着探索合理人性的思辨之光，但在曹雪芹的意识深处，蕴含着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于是发生了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所以红楼梦的悲剧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也是当时作为末世的历史文化不可阻挡的悲剧。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本文不求”解味”,但求”一尝”。红楼梦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灵妙的艺术手法,成了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一个迷离的梦,而后半部的缺憾,犹如维纳斯的断臂,反而成就了红楼梦,使红楼梦完成了从一到万,从有限到无限的质的飞跃,从而使红楼梦具有了无限的阐释不尽的韵外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