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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大肆泛滥的接底陶瓷
近年来全国各地举办的公益性专家鉴宝活动，除不断刷新民间藏宝的赝品百分比外，还让众多持宝人多了几分疑惑。前不久北京某古玩城举办的类似活动，令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担心：包藏在部分鉴定专家内心深处的公与私又有谁来鉴定呢？
鉴定现场之一：怀抱大包小包的持宝人一边排队等候，一边匆忙吞吃快餐盒饭；
鉴定现场之二：某鉴定专家将一女持宝人拉到旁边，先说东西是民国的，价值不高，后说如果想出手时可以打电话给他；
鉴定现场之三：持宝人相互切磋。此说“排了半天一句‘高仿’就给打发了，懂不懂啊”，彼言“你来就得听人家的，不过别太当真”。我问其中一位手捧画轴的中年男子怎么看专家给出的鉴定结果，他坦言道：“来就说明有百分之五十的相信度啊！”他们不知道，这正是最容易被左右的心理位置。
我想起2002年岁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次收藏界研讨会上，说着说着，史树青和他的前任因对新《文物法》的某点理解不同而争得脸红脖子粗。双方观点鲜明，各持己见，直到其中一位喊出“我不跟你争了”的大白话，才算借满场笑声作罢。本应无争不成鉴定的鉴宝活动，如今大多成了专家审宝断案的一言堂，最多再加个所谓的“专家鉴定团意见”。
如此这般，那些经常口出伪言的专家便成了时下网络搜索引擎上的热门词，股市叫“黑嘴”，艺术品市场尚无统一称呼，有的调侃戏言“转家”，有的添点笔画叫“砖家”，若以“伪”字当头而论，我觉得怎么说都不过分。
专家伪言有二：一种是假懂什么都敢说的，一种是真懂真不说实话的。初入收藏大门的爱好者最怕那些最不怕自己砸自己牌子的鉴定专家，不听不行，全听也不行。我有一位画家同事，几年前与其兄合伙收了几件青铜器，事前请过专家掌眼，称绝对没有问题，付款后问题一大堆。古董鉴定太过复杂，多靠人来掌眼，就有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由于专业知识的不对等，一般收藏者对专家的依赖性越来越高，使得专家的话变成没有标准的标准了。
相对学术界屡曝不止的剽窃型专家，能在艺术品市场上混的伪专家还真不多，但常常口出伪言的大有人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年轰动一时的吴冠中“炮打司令部”假画案，老人虽百般作证还是遭到百般反击，使原本简单的艺术品鉴定演变成检验艺术品市场道德底线之争，导致了一些专家鉴定结果里的弥天大谎。回顾历时三年才“打”胜的法院判决结果，吴冠中多年后再次说出一句真话：“国法当然是反对假画的，但是我们的行规却是画廊卖了假画可以不负责任，国法有的时候管不了行规。”不得不接着说的是，艺术品市场的某些行规确实为一些专家的伪言提供了保护作用，如拍卖行可以不承担保真责任的条款。如此一来，那些为拍卖行掌眼的鉴定专家自然全无伪言之忧了。
辨伪需要经验，造假同样离不开学问。景德镇一位陶瓷行家告诉我，曾有造假高手从北京的拍卖市场凭眼力拣回一个大漏儿，卖到今天真品还在他自己的手上。有时候是行家蒙买家，有时候是买家呛行家。一块巴林福黄带钮印章石，曾被北京琉璃厂一家老店借去当田黄卖，结果摆了半年没有卖出去。我问当时在官园开店的原主陈先生：“他们就不怕卖砸了吗？”他一笑：“怕？店里的大匾有那么多专家扛着谁敢不信？！”想想，不买都觉得后怕。
如果说现在的中国艺术品市场有正经八百的鉴定专家甘愿当托，那也是再正常不过了。前几年圈内流传一个说法，凡经某位书画鉴定专家过目并出具鉴定证书的作品，有些拍卖行一律不收。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一位朋友有回正巧和这位仁兄同行，去时见他身上带有一批鉴定证书，回来已所剩无几。这也成为当今艺术品市场又一“潜规则”，即藏家需要专家的鉴定证书，专家需要藏家的真金白银，互利互惠，互不设防，却害苦了第三者。
艺术品投资赌性太强，原本就不是属于普通百姓应该花大力气和钱干的事。如今各种门道的收藏大军却都呈现出平民化的倾向，如果某些鉴定专家不能自觉规范他们的话语权，再借“盛世藏宝”这几个字胡乱煽乎，那么民间藏宝的赝品率还会继续攀升。我曾经请多次制过“国礼”印章的篆刻家胡擎元教授为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刻过一方名章，徐先生在给我的复信中极其谦虚，一再说自己对印懂得不多，不因得印而轻易美言。我这么说，并无反对鉴定专家执宝断言的意思，只是想说，可以走眼，可以误断，但不可以昧良心，哪怕只有一次，就足以让一个收藏者倾家荡产。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无可否认，由于部分鉴定专家缺乏道德底线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已经影响到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他们的伪言不仅正大光明地为中国收藏的明天埋下隐患，还可能堂而皇之地将艺术品投资变成艺术陷阱。我以为，除了收藏爱好者需要谨防，艺术品市场监管部门亦应制定相关措施。如对鉴定专家的重要鉴定结果实行复核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公布鉴定专家的鉴定结果，规范传媒对鉴定专家的不当宣传等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鉴定专家要能做到鉴宝见德，努力为中国的收藏者拨雾见日，去伪存真。
我想顺便提醒一句：鉴定专家偶出伪言虽然改变不了自己的身份，却会破坏自己的社会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