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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长城，在中国画家眼里是外在形式美与内在文化意味最完美的统一体。万里长城无法陈列于历史博物馆，而每一天的历史都嵌入长城的躯干。在郭雅玉登临长城的视野中，日月、雷电、风沙、冰霜、红叶、春光都在雕塑长城；在郭雅玉遥想遐思的长城画卷中，总是回荡于天地间的雄浑交响。长城是郭雅玉着意表现的一个主题，但是长城本身极为丰富的形貌和作为中华历史的民族精神象征的深层意义和文化内涵，又无不对画家的心智与感觉、技巧与表现形式提出挑战。
郭雅玉的长城画卷无疑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他所体验的长城都是存在于自然的时空顺序当中，平实的视角，空灵的心境，渴望净土的精神向往，链结着多多少少陶渊明诗中的飞鸟流云意象。但郭雅玉的画卷又不同于陶渊明的田园，在他的画卷背后遥接着不同的历史语境与文化形态，这便是那厚重的长城的“心语”，是一种诗化的自然与史化的自然。他所描写的不是隐士的自然，而是歌者的自然。
从[长城记忆]之《春》、《夏》、《秋》、《冬》可以解读郭雅玉对于自然主义的话式演绎。在福楼拜所认为的“更普遍的归根结底也更典型”，而郭雅玉画中的细节描写已跨越了写实的边际而延伸为跌宕季节的生命境界。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序中说：“社会和自然相似”，郭雅玉则以治史的手法创作。在《冬》之中，在剥去树木衣装之后的长城画面中，那是血肉筑成的“心”的长城。布丰在《自然史》中写道：视觉描绘“成为人类生活的画图……人终于看见自己的面目”，而在郭雅玉的画中，那永恒的遗迹已成为“人的资料”，他将沉甸甸的秦砖汉瓦收藏在心里，而将时代的新绿郁郁苍苍地泼洒在人们的眼球。在郭雅玉心里“自然”是他的生命源泉和灵感源泉。智慧是通过在自然的长城肌体中的积极生活来表达，这是内涵人文主义的自然主义，是他的生命哲学。他是讴歌长城的“诗人”。
郭雅玉的长城画卷跃然纸上的又明显具有印象主义的光影，他所遐思的长城都是在精神升华中使作品成为视觉记忆的融汇点，色墨的同步，冷暖的推移，纯度的差异和音乐性的节奏感，交汇着米芾和莫奈，中西两种异质元素却又同一的色彩语言。但郭雅玉的光影又不同于米芾与莫奈，而具一种现代气派。在他画作的视觉深处，意象在一个动势空间中，传达出动人心魄的绚烂气氛。这便是气势磅礴的长城的张力琴弦，弹奏出的音画。是一种自然的理性，是画家精神中的长城，是画家“立万象于胸怀，传千祀于毫翰”的应目会心。
印象主义实际上是自然主义的“求真”理想在色彩方面的体现。中国山水画笔墨的本体语言自身就意象着色彩从物象中的解放。郭雅玉在水墨之间又加以印象主义的色彩，使之浑然交融、混合叠压，探索一种动感的色彩语言，使恒古沉雄的长城焕发出生意，使中国山水画呈现出一种现代状态，也是对印象主义的超越。这种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的联袂，这种米芾的“雨点”和莫奈的“光色”的拥抱，在[长城画卷]之《雄关漫道》、《春晓》、《金山岭》等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给人以永恒的记忆与永恒的旋律。
广游长城万里，敏锐记忆结晶，遍搜烽火打稿，郭雅玉倾心捕捉长城的灵魂。如何将技法转化为自然的语言？传统水墨的写意、自然主义的细节描绘、印象派的光与色，三者合一。象征、写实、意象三种语言的自然和谐是郭雅玉追求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因素是长城这个主题确立起来的。或许只有面对“此情此景”积蓄于心的形式技法才会迁想妙得。
对于“形式”的探寻，仅就[长城画卷]而论，郭雅玉在创作中也付出了“代价”，即笔触本身的意味被大面积的恢宏气势所掩盖缺少了隽永和浑厚的中国画笔墨耐人寻味的感觉。固然跳出文人画的“墨戏”而进入“大美术”的广阔空间，是当代有作为画家的时代责任和使命；但是中国笔墨“写”的精神中那种表达的自由，笔力的深沉，抒发的从容，是画者朝着更高境界迈进的阶梯。
吴冠中说：“艺事相通，工具技法随时更替、交错，情之所至，古今中外必相拥抱。”郭雅玉不拘绳墨，对现代水墨画的发展具有独到的创建，在传统基础上推新出一种超尘出俗的“长城意象”。
郭雅玉呈献给我们的“长城记忆”将恒久地留住文化追思。
晏滔
2008年2月5日
于尚品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