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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发言摘要如下：
靳之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
这里是当年中央美术学院的陈列馆，现在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馆，作为新中国第一所美术馆，我记得是53年建成的，那个时候中国美术馆还没有建成，53年到63年10年间，我在学校里工作。这10年里面在这里举办了最重要的全国性美术展览活动，因为这里是美术事业的中心地方，它带动全国的美术事业的发展。这个馆建立时，我正在这里学习，由张开济先生整体设计安排，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雕塑家为陈列馆创作了浮雕，正面的浮雕是为工农兵服务，体现党的文艺方向，就是深入生活，到群众中去，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作品看在全国美术馆里是唯一的一块，侧面的雕塑百花齐放，也体现着党的文艺方针，一个方向一个方针，一直指导新中国的文艺道路。建馆之时国家经济还非常困难，1953年抗美援朝刚刚结束，整个还没有完成，我听周葆华讲是国家拿出来20万在这建的，由它实现了徐悲鸿等老一辈艺术家们争取在新中国成立后要建一个美术馆的宿愿，在大家心目中，这个地方就是北大红楼，正举办的二十世纪的一个美术研究展，能不能到别的美术馆去开呢？我觉得它们没这个份量，只能在这里开才最有份量，最有意义。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文物，一个历史文化遗址。所以它不光是一个实用建筑，实用的东西，而是完整的一个重要文化遗址，应该作为文化遗址来保护。
第二点是从北京市的布局来说，我觉得这个地区很重要，它既是商业的，同时又是文化的。原来的布局在这里有中央美术学院、吉祥剧院在这里、人民日报社就在对过，新华书店在这里，百货大楼在这里，是一个整体的市中心合理布局。就发展观而言，经济建设是龙头。同时又是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配套的。我觉得在王府井经济最繁华地区留下来这个美术馆很重要，因为这个地方是个中心的地方，我们的文艺和美术应该始终在人民中间。作为整体科学发展观的这样一个建北京市的建设布局，这个美术馆应该保存下来，继续作为一种具有方向性的，发扬传统的一个文艺方向方针的一个重要遗址，保存给下一代，以至千秋万代。
廖静文（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夫人）：
中央美术学院的校址是解放前悲鸿找当时的行辕主任李宗仁要的，对他说：艺专房子太小，要换大点的，李宗仁给拨了这个房子，但是国民党军队住着不肯搬走，悲鸿给他们画了20张画，才把房子要了下来。
美院搬迁，我们当时都反对，但是最后还是搬了，在望京盖了一个很大的美术学院，虽然也有展览馆，但是太远了，很少有人去看，在这里办展览，看得人很多，望京的展览馆连我都不去，太远了。
比一比法国，他们是很注意保护古建筑的，悲鸿以前在法国学画的美术学院现在还保留着。现在我们毕业的学生再回来要找原来的美术学院都没有了，已经都拆了，这就不谈了。现在剩下这个展览馆，我觉得应该保留下来，因为现在在北京在中国美术馆办展览不但租金贵，而且要预约提前一年、两年才能够排上，这个展览馆的租金就比较便宜，而且位置很好，还有它的历史，它被列为不拆的单位保留下来，但是若不作为展览用，对很多画家来说要另找一个展览地方，就很困难了。
所以我也坚决反对拆这个馆，让很多画家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展览自己作品，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就说过在中央美院旧址应该立块碑，说这个地方曾经是中央美院，是徐悲鸿工作的地方。但是现在也没有音。
中国人是很珍惜感情的，这个地方是中央美院的一个展览馆，希望把这个馆的美术展览功能保留下来，不仅仅是感情上大家希望这样，而且可以得到利用，让很多画家有个展览的地方。这对很多画家来说是非常需要的，这就叫物尽其用。
希望所有的新闻界的朋友能够帮助我们呼吁，谢谢你们！
侯一民（中央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教授；中国壁画学会会长）：
我接着说，协和医院已经把展览馆电断了，展览馆的的灯光是每天花三千块钱自己发的电。我们和协和医院多年的邻居，关系原本是很好的，1948年我作为北平艺专地下党的书记，北平解放的时候，因为当时是准备武装解放，是要打仗的。我们北平艺专地下党接到上级的重要指示，命令我们在北平解放的当天完成两个任务，一个是占领北边国民党的汽车连，再一个就是保护协和，协和医院的院长李宗恩是我们学校教授李宗津的哥哥，我们通过地下党和他取得了联系，准备在北平解放的时候我们誓死不惜任何牺牲保护协和，这是我们美院和协和医院的一个历史的渊源。
刚才廖静文同志讲得很好，吴作人在临走以前也讲了一句话，徐悲鸿留下来的东西就这块地方了。就剩下这一点地方了，现在竟然要把它改掉，明明是一个美术馆，而且被北京市列为一个文物保护单位，从我们画家的心目中它是承载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甚至于代表一个时期的艺术方向的一个纪念地，如果让它在北京消失，不能不让这些老艺术家们非常的悲愤。
为什么会有235美术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签名，要求保留美术馆原有的功能，不是要示威，不是要给中央美术学院争产权，而是北京不能没有这个美术馆，至于将来归谁管都可以，这个美术馆太重要了，从历史延续来讲它是记载中国60年，甚至更长一些历史的轨迹，一个纪念物，一个历史文物，多少人都在这里办过展览。
这个地方是我看着盖的，我在这里60年了，最初三楼是美协的办公室，下边一、二楼是展厅，一直从到63年中国美术馆建成以后美协才搬走，这个馆是不谋利的，很多老艺术家、知名的艺术家在这义务的进行陈列，我在这里办过雕塑展、国画展和油画展都是免费的。台湾的老校友来郭韧他们来办展也都是免费的。至于王式廓的“名师的足迹”展览，那不光免费，而且我们尽全力来为他们服务的。它的知名度对全世界都有影响，这些知名的画家开个展的时候，他第一选择是在这里。中国美术馆当然功能很全，很大，它承担的是综合性大展、全国美展，而这个地方则是最好的、知名艺术家，在国内办展览的第一选择，从学术角度它是高档次的一个馆。从北京市的文化布局来讲，你不能光有商业，而且就是盖高干病房让他来看看展览，也有点用，协和医院缺这块地方吗？不缺，它北边已经拆到煤渣胡同了，那边拆到新东安市场了。缺这块地么？这块地方还给你遮风挡雨呢。原来美院搬迁，我是带头反对的，不讲了，因为这个事已经过去了，但是就是那个时候美院和光大投资信息公司也不包括这个楼。后来光大出了问题，国家计委接手建了美院新的校舍，而当时就有人插手，要把这个地方盖成高干病房。其实在这盖高干病房并不合适，周围噪音这么大，空气污染这么严重，谁肯来？更高的高干他愿意来吗？即使他愿意来，我们这里有个美术馆让他来看看有什么不好！他们原来是要把展览馆拆掉变成绿地，东单有绿地，为什么非要把这么个文化遗址给改成绿地呢？后来幸亏北京市把它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保留了下来。现在你要改成协和医院的一个展览室，好吗？展览什么？一个美术馆，明明作为一个美术展览馆的文化遗址给保存下来，结果展览只展览医院的历史，合适吗？从历史来看，从北京市的文化布局来看，一个商业区里边，不能够没有文化。如果这都是除了卖鞋卖袜子以外就是医院，这的王府井还有意思吗？是北京的文化中心还有意思吗？所以咱们还是再努一把力，把它保住，至于保住归谁管都可以，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中央管的，是央产，央产它有权力给你从全面考虑，委托谁来管，不一定给美院管，美院当然也是个选择，可以由它来管，我随便说，变成中国美术馆的分馆也可以，由北京画院管也可以，国家画院管也可以，北京市文化局管也可以，我们不在乎这个，谁管都可以，但是北京不能没有这个美术馆。我们不代表任何的单位替他们争产权，没这个意思。说到利益我也可以说，这个交给谁管，这个地方如果经营的好，至少可以不要有很大的资金投入。如果管理得好，说不定还能够回收，还有一定的利益在里边，这些矛盾都很好解决。北京美术展览馆太少太少了，你到其他国家去，那种小型的展览场所很多，很精彩，能够办个展的很多很多，为什么非把这个地方改变不行？你改变了也很尴尬，那个浮雕你说拆不拆？不拆你怎么与协和挂钩？要是拆你就违反了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规则。现在大家总是怕事，但是这个事看来不做最后的呼吁对不起我们的先辈们，对不起我们美术界的朋友，也对不起北京。
金维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美术家）：
由北平国立艺专到中央美术学院代表着中国现代美术事业，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化，美院拆迁就是个错误。美院拆迁以后剩下的唯一的建筑物就是这个美术展览馆了，它的意义不仅只是一个展览场所，还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标志物，是我们国家在解放初期美术事业、美术教育的重要标志，坚决要保留下来，不要改变他的原有功能。
李松（中国美协美术杂志原主编）：
北京市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最重要的就是传统文化，如果北京光是有经济的话，跟世界各国的那些经济发达的城市还有什么区别，还能否有自己的立足点？我在50年代在美院学习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几盏灯：故宫博物院绘画馆，还有中山公园的水榭、北海公园的画舫斋、王府井的美术陈列馆，构成我们很重要的学习环境，第一个展览就是在这办的，北京市东城从明代到清代一直是一个文化区，国子监在东城，孔庙在东城，北京图书馆也在东城。到后来环境变了，这几盏灯逐渐熄灭了，北京市的城市面貌失去了文化的光彩，从北京市整个发展来说是个很大损失。现在北京市的整个文化布局逐渐边缘化，搞得向边远地方发展了，市中心地方要有自己的文化根据地，如果把这个都去掉的话，北京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就自己砸自己的牌子，光剩个经济地区，怎么样保护北京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北京市前几年对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面貌作出很具体的规划和规定。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对如何把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的具体内容，如何很好地保存下来这点考虑不够，或者是还没来得及考虑，如果等到把这些都去掉以后，想再恢复，或者再搞假的东西，那就没有意义了。
要保护文化名城的内涵，就要处理好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不能光看经济效益。王府井的美术展览馆保存下来之后应当最大限度地发展它在这个闹市区所可能起的作用，把它作为一个经典美术作品的展示场所，反映中国当代文化形象。这个展览馆具有综合文化艺术价值，设计者张开济是在设计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同时，完成了这个美术馆的设计。浮雕带是北京市解放以后第一块大型的浮雕作品，是当时的司徒杰先生，司徒杰先生是带着第一班雕塑系研究生班创作的。比人民英雄纪念碑早，在当代美术史里边是有重要地位的。
侯一民（中央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教授；中国壁画学会会长）：
拆掉它就破坏了一个近现代的文物精品，是属破坏文物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不但要保留，而且应当把它的个性，揭示得更鲜明，比如要把徐悲鸿的像立在这个地方。
杨澧（中央美术学院的党委书记；中国文联党组成员）：
当年英国市政府要拆除莎士比亚剧场，引起英国市民的反对，英国政府马上接受人民的意见，不但不拆，并且按照莎士比亚时代的样子重新修好。我们的北京，王府井是中国的橱窗，下了这么大工夫重建，重建的时候我还住在附近，我把民工劳动的场面拍了两卷照片，送给北京市政府，王府井开发办，他们说六年了我们没有人想到把这个施工过程拍下来。我很支持王府井改造。
王府井改造下了很大工夫，投资也很多，改造得也很好，但是确实犯了历史性错误，吉祥剧院说拆就拆了，吉祥剧院那是梅兰芳演出的剧院，若是在国外会原封不动，绝不能损害一丝一毫，说拆就拆。
中央美术学院的地点是徐悲鸿先生当年费了很大的力气，从偏僻的地方迁到这地方，学生上课抽点空就可以到美术馆看看展览，抽点空就可以到故宫博物馆去看看那些中国古代的绘画，你现在放到望京，他有什么工夫跑这么远来看展览，有什么工夫到博物馆，没有，这看不见就是问题。
现在我们国家领导人愿意听取人们的意见，包括制定我们国家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采纳了很多科学家知识分子的意见，建立起和谐社会；受到世界人们的赞成。那么现在请他们再好好听下艺术界这些人的意见，无论如何在最后能够挽救这么一丁点，比继续犯错误好。
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一个是延安大学，我前天才回来，延安大学建校70周年，从38年建校，我是48年离校的。延安大学原来在黑龙沟，很偏僻，现在迁到了杨家岭，与当年党中央所在地并排，是教育部和陕西省共同合建的重点院校，现在在校学生一万多人，各种设备齐全。我在那参加校庆我就老想着美术学院给撵到望京的事，这事太奇怪了，不可理喻。在延安那么多老干部有感情，参与文化建设，在延安没有发现破坏文物，延安大学建的校史馆还专列一些文物，校史馆的旁边就是靳之林同志当年在延安下放时发掘的古代文物陈列，还有他整理的延安陕北民间艺术，专门给他一个馆。
还有作家叫路遥的纪念馆。两个馆都在杨家岭附近，我非常感动，我感动之余就老想着美术学院不是滋味，美术学院马上就要校庆了，我跟他们说我回去马上要参加美术学院校庆，那里校史馆馆长，也是学生部长，跟我很熟，他问我美院的校史馆怎么陈列的，你告诉我，我抽空去看一看。美院校史馆什么样我现在都不知道，我没敢说我不知道，我说好好，我后来一定告诉。
李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李苦禅纪念馆和艺术馆的副馆长；李苦禅先生之子）：
作为一个文化中心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表现，尤其是要有一些文化标志性的表现，这些标志性的表现不是现在盲目盖的某些高楼大厦，重要的是要保存保留能够说明3400年北京，800年古都的这样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人文载体。这些人文载体有多种多样，建筑物就是重要的一种人文历史载体。
现在看惯了高楼大厦，可能会觉得这个美术馆建筑没有什么特别时髦起的，了不起，但是这里边所有的设计和它的功能都是统一的，都表达了在50年代，乃至到60年代以来的这么一个人文历史的坐标，离开历史坐标你的历史上哪去了？空的，一张白纸。所以这个建筑当初听说拆，我就觉得是太没有文化了，太没有基本的人文常识了，后来又听说不拆了，我喘了一口气，列入北京市文保单位，其实应该升格，列入国家文保，因为它不仅仅是代表中央美术学院一个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是国立艺专，它本身就代表着中国近代第一座最现代化意义上的美术教育机构，从前这里还有音乐系，我小时候在这里还听着弹钢琴，后来分出去中央音乐学院，又分出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为中国第一流的老大，设计学院。当然遗憾的是没经营好，合并清华了，我现在身份是清华教授。
徐悲鸿夫人谈的建校过程多不容易，为什么选这个地方？人文环境好，我当学生时候一没事画速写就到王府井去，各种人物都有很近。你要去临摹古代绘画到故宫去，戴着中央美院校徽是不要钱的，随便看随便临摹。后来又到美术馆，走着路就去了，谁打的，都很穷。后来又有历史博物馆，到那也很近，这个条件太好了。
遗憾的是现在仅剩下这个纪念碑式的最后一块象征，能够保留下来这是非常好的，我只是希望由北京市文管单位升级到国家级的文保单位，要升级，升为国家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国家，那时候外国来的展览，还有我们国内最高层次的展览，重要的标志就是你在这个美术馆展览了没有，以至到有了中国美术馆之后人们这种观念还是很强的。
还有，50年代我们培养了很多外国留学生，他们回来还要在这里办展览，像埃及留学生黑白、图玛德，夫妇俩个，他们来办汇报展览还要在这里办，把当年在这里办展览的海报还留着，还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大家注意，一个人要失去记忆会变成傻子，一个民族要失去了记忆就会变成疯子，历史的记忆很重要，靠的是很多文化坐标。这对夫妇在这办展览它不是一个简单个人的成绩汇报展览，它标志着我们和中非的友谊，和中埃的友谊，表示我们50年代的文化交流，它不是一件小事情，他们不愿意在其他更豪华的酒店办展览，就在这搞，他来了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很亲切，包括这间房间。
真正的文保单位，功能是不能随便更动的。设立李大钊故居纪念馆，如果你要把它改成小卖部岂不成笑话，他的房子很破，没什么建筑价值，但是它是李大钊住过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这是一种人文意义。提倡人文奥运，没有历史的人文坐标就没有人文。
本来我们北京市的人文历史坐标是非常丰富的，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自己毁掉了很多，我当了两届政协委员，十年，我几乎用了70%的力量呼吁保护这个，保护那个，有个别的保护下来了，比如纪晓岚故居，保护其中一点就是要把这建筑修缮，他种的紫藤要修护好，他种的海棠树两棵，文革砍掉一棵，剩下的这棵要留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功能，原来那是晋阳饭庄，晋阳饭庄一定要迁出，给他一部分钱，迁到旁边去，但是你这饭馆盖的风格颜色还要和纪晓岚故居相协调，不能搞太现代的东西。
纪晓岚故居就是纪晓岚故居，你进来看到的就是和纪晓岚有关系的，就跟四库全书大总编有关系是的，你不能把纪晓岚改成小卖部，我不否认协和医院的历史，这个医院还举行过内战时期最重要的一次谈判，就是军调处，有很多历史遗迹，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保护，在那立个牌说明军调处当年曾在这里，中共的代表叶剑英在这里。
老舍先生到伦敦住的时间并不长，可是他走后，英国当局给立个铜牌：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曾在此居住，直到现在还有，人家历史短，但是人家却很重视历史坐标，我们历史悠久而延续，可是我们干么老要拆掉那些坐标？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馆的态度是你是否有民族文化的感情这么一个标志，我们办事要合法合理合情，光合法的要求太低了，合法合理，还要合情，我们这么多的一代一代从这培养出来的美术界的骨干，对这个建筑很有感情，我们不嫌这个地落后，我们不嫌这个石头比现在的星级酒店的低，恰恰我们看到这个砖这个地，哪怕这个地缝我们都有历史回顾感。
所以这个地方不会展出其他的任何东西，仍应作为一个美术馆，王府井越是闹市越是要闹中取静，越是要强调人文气息，说实在的，这里办一个展览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在中国美术馆的意义还要大。中国美术馆现在我感觉到商业性太强了，你有钱就可以办。
在这里是我们的艺术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艺术脱离了群众你这还叫什么艺术，你在这里办展览人们就来看，甚至有人他不是专程来看，他就是在王府井，听说这还有个展览，咱们顺便看一下，还有吃完烤鸭的人出来遛遛弯，这还有个展览，咱们进来看一看。
所以对于加强它北京市、王府井地区的文化色彩，人文历史的色彩来说，这个建筑物的功能万万不可有任何的变更。
保留建筑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目的是要建筑和它的名字名实相符，这样才能够体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一段历史，拆不能拆，功能绝对不能改变，也不要搞那些什么特殊的洋装修，要是那样的话，你给毛主席延安那些窑洞都装修成现代派的，毛主席那桌子太难看了，是不是改成一个老板台，那样感觉你是个没有文化的暴发户。
我们觉得作为老美院，我们有一种历史的感情，我作为老北京，对于老北京的文化坐标如数家珍，希望这些东西能通过舆论，让以后的几代人都能够继承下去，这是我们的文脉，这不强调软实力吗，这是我们软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什么保护文物、保护一个建筑物，保护砖头瓦片的东西。
所以我想讲的中心含义就是千万要保住我们这个中国的首都的带有文化坐标性质的这么一座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馆，建筑保留功能绝不可有丝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