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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的线路很长，除却广州，从他的故乡潮汕平原，到他的出生地上海；从他朋友云集的北京，到他曾经流浪过的台湾……或函电交往，或登门造访。被采访的人物有很多，乐意谈杨之光的人也很多。有他的师长辈，同学辈，学生辈，朋友辈；有他故乡的长者，也有远在异国他乡的他的同姓、异姓兄弟们。我们努力打破中国人作传时总守的“为贤者讳”的游戏规则，交谈时出奇的坦率，同一个话题，既有不争的结论，也有南辕北辙的议论，向我们展示一个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说不尽的杨之光。
师长、同学辈如是说
被采访过的杨之光的师长、朋辈中人有曹铭、迟轲梅文、袁浩、冯玉琪、柳礼桂、潘庆恩、韩家鳌(前清华大学附中校长)、饶慰慈(前清华大学统战部部长)、沈人骅等。著名美学家迟轲先生在80年代初，曾以一本印数达几百万册的《西方美学史话》，在全国掀起过一股滔滔的美学热潮，一生著述丰富，现在是广东省美学家协会主席、广州美术学院终身教授。读他的著作，可见一种理性的智慧和文学的激情。我深知，采访他是不能马虎的，处心积虑“炮制”了一份与他“对话”的提纲。因为是第一次打交道，刚见面时，我有点紧张。但想不到迟老先生很和蔼、很热情也很认真，针对我的提纲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使我想起：智者从来不剑拔弩张，虚张声势。写杨之光的传记，一开始最感困惑的是如何给杨之光在中国当今画坛定位的问题。尽管著名美术理论家李伟铭等人在不少场合和文章中谈过“杨之光是我们叙述20世纪的中国绘画史的时候，必然要提到的那一类艺术家”，但我还是想多听听专家们的意见。特别是在两人私下谈论，没有任何负累的情况下谈出的那种意见。所以，我采访的第一点，就是开宗明义地与迟轲先生探讨，杨之光值不值得写传记，并如何给他定位的问题。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还没有在椅子上坐好，迟轲先生就说：“杨之光这本传记值得写，这个题材选得好。”之后，他用很严谨的语言，谈到中国画在近现代的改革中的艰难发展，谈到康有为、陈独秀的主张，谈到高剑父、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的探索；谈到人物画几十年的探索与现状。在这种大背景中，迟轲先生给杨之光定位，说，杨之光走的是徐悲鸿的路，却深受蒋兆和的影响，“他在50年代影响已经很大。在我的印象中，与他同辈、或比他大一点的，从50年代到60年代，至少有三到四位画家影响很大，如李斛，比他年纪大，在中央美术学院曾经教过他，也许没有教过，但很早就死掉了。还有一个是程十发，也是从50到60年代崛起的画家，黄胄、杨之光与他三人可说是差不多处于同一水平、同一档次的。当然，除了这三人之外还有方增先。方增先的路子和风格与杨之光很接近，他也算是从徐悲鸿、蒋兆和这条路子下来的”。迟轲先生说，他们三人各有特点，“程十发走的是民间艺术装饰化的路子，黄胄基本上是从速写发展过来的。而杨之光的特长，是引进了西方的光和色，写实功夫比黄胄和程十发都强，这样说并不是说黄、程两人的画不好。总的来说，黄胄、杨之光与程十发，是处于同一水平的中国画人物画的一流画家”。我知道，绘画理论界关于“中国画人物画的一流画家”还有几种提法，譬如“黄胄、杨之光、刘文西”，或是“黄胄、方增先、杨之光”，等等。但迟轲先生谈出的是他自己深思熟虑的看法。
由于从50年代初就与杨之光一同共事，也一同下放到周矶口农场改造，所以，迟轲先生对杨之光的成长道路相当熟悉，认为他除了具有较高的艺术天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勤奋。他们下放的周矶口农场很可怕，血吸虫病横行，毛泽东当年写过一首著名的《送瘟神》的诗，据说主要就是指周矶口一带的“瘟神”。迟轲先生说，杨之光由于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从小养成一种洁癖，削好的苹果也要用酒精。“消毒”过再吃。杨之光还有一个特别怕痛的特点，据他向别人说过，年轻时有一次打针痛了，竟然伸手去抓护士的脸。就是这样一个杨之光，到了周矶口那样恶劣的环境中，每天从事十几个小时折骨拆皮的“劳动改造”，他居然不但能挺过来，而且，每天还利用别人抽烟休息的几分钟空档，画下了大量的速写。他那幅夺得第七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金奖的《雪夜送饭》，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创作出来的，最先送到迟轲在农场主办的黑版报上“发表”，后来经过反复加工修改，终于为国家争得了名誉，也令他一举成名。
谈到杨之光的勤奋，没有人更比他的老师曹铭更清楚了。才比杨之光大出几岁，而又能成为他的老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这些在书中已经谈得很多。在上海长乐路那座已经有点颓败的公寓中，曹铭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是杨之光早年的一件逸事：“他进中央美术学院读书时，每逢寒暑假返回上海探亲，总要第一个先来见我，搬出他在火车上画的厚厚的速写本，让我指点。人物姿势各异，有坐的、睡的、站的、笑的、哭的，有老人、少妇、工人、农民、抱婴者、军人、学生……他简直是一上火车就画，一直画到车到上海为止，我敢肯定他在火车上一刻也没有休息过!”对于杨之光的勤奋、时间抓得紧，袁浩与冯玉琪先生深有同感。他俩都是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的老教授，袁浩在退休前还任油画系主任。1958年，胡一川先生奉文化部之命，筹组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就是将他们两人和杨之光一同从中央美术学院带过来的，对杨之光的成长道路也相当熟悉。冯玉琪先生特别谈到这样一件事，他们在武汉中南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时，同居一室。杨之光总将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还把它细列在纸上，挂在显眼处，自己督促自己，最怕别人干扰。为了防止别人过来串门聊天虚掷光阴，还专门在透明的玻璃门上贴了一张有关告示。但有些人故意捉弄他，有一次他被惹得大发脾气，冲出来追赶惹他的人，居然忘记打开上格带玻璃的木门，被撞得血流满面!他们的谈话给我一个总印象是，由于杨之光的勤奋，他的成功是必然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杨之光身上体现出仍然是一句至理名言。
上海的潘庆恩先生是杨之光出道前一位过从甚密的朋友，是杨之光世界学校好同学韩家鳌的表叔，两人因而相识，当年一同出人海上名诗人顾大漠与陈小翠之门问诗求学，还替杨之光保存过家存的珍贵文物达几年之久。杨之光在给他众多的信函中，有时称他“潘表叔”，有时称他“潘先生”，有时称他“潘兄”，有时称他“潘同志”，有时称他“老潘”，足见杨之光为人有趣可爱的一面。而潘先生则是我采访过的众多人物中相当特殊的一位。他自称是一位普通退休会汁，更谈不上有什么学位，但杨之光的日记屡屡记载他早年如何受到潘先生的影响。潘先生屡屡警告他不要“骄傲”，杨之光也很听话，直到画出《矿山新兵》，名满天下时，仍相当虚心地去信向他“请教”。交谈下来，发现潘先生的美术鉴赏力出奇的高，遣词用句又斟酌得很——这只能使人想起一句话：大上海人才济济。我是在浦东开发区一间并不宽敞的公寓内拜访年逾古稀的潘先生的。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是杨之光早年的生活，谈杨之光的妈妈，但更多的是谈杨之光的书法。他说：“杨之光学书既从写碑着手，先就养成了一种厚重的气势，作画贵灵动(尤其如杨之光画舞者，正是有了原先这个阵脚，他的画尽管‘飞扬’却能不落人‘浮躁’，固然这关系乎艺术修养问题，但我认为因为有了这份根基，不能不是一个重大因素。杨之光还是一个善学者，他学了老师的书法，却没有被老师所囿，没有像李健那样囿于清道人。杨之光青年时代的行书显得秀丽，近年所作行书潇洒自如，明显有画人气概，草书则颇见沉厚；至如魏碑体的对联更是凝重端穆，气度至佳，远过乃师当年板滞之状，俨然书家气象了。”潘先生还特别强调：“由于书画相通，杨之光在美术实践中，善用了书法的笔墨，增添了表现手段，拓宽了表现意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反过来作画运笔的飘忽流走，又为他的书法作品添加了清灵、秀逸的气息。历经几十年在绘画园地的辛勤耕耘，杨之光的笔墨技巧达到高度成熟，今转而回复用于书法创作上，乃可谓融会贯通，左右逢源。随着他的美术创作进入又一境界，书法艺术也攀上了又一高峰。”
学生辈如是说
跟杨之光不少学生作过深入的交谈，才发现他在学生们的心中享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广东新潮美术活动“卡通一代”发起人黄一瀚还在不少场合、不少言论中，用“伟大的艺术家”来形容杨之光。著名画家陈永锵在谈起他心目中的杨老师时，整整两个多小时处于一种亢奋激动的状态。看得出，杨之光的学生们向采访者堆积了不少对老师的赞誉之词，并不是出于对“师道尊严”的僵硬维护，而是发自内心由衷的尊敬。
在决定写这本传记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想到林墉，打算第一个采访他。在以往的经验中，我每一次与林墉交谈，他的睿智和洞见力，总使人有茅塞顿开之感，期望这第一次的交谈，能打开我的思路，起一种提纲挈领的作用。但听说他很忙，这两年既当上了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又当上了全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公事、私事应酬甚多，便不忙着去打搅他。于是几乎到了采访的尾声，才约他谈了，这对我的整个采访倒有一种总结性的意义，我称之为“大轴子”。兔年春节前，见到他那天，是在位于广州大道中、由他当艺术顾问的逸品堂艺术沙龙。沙龙的内部装饰，充满中国古典文化气息，显得深沉博大、典雅素朴，典雅中蕴含着幽幽的神秘，朴素中透着慑人的气派，那是一种真正的东方式的高贵!我知道，这几乎是林墉搬出了他十几年来搜集的民间艺术藏品装饰出来的。我认为那是广州的一张脸，那些认为广州没文化、没品味的人很应该到此一看。就是这样一个常常叫人惊讶的林墉，坐下来谈起杨之光时，沉着而又满怀感情。他开门见山说：“杨之光是我学习中国画人物画最早的一位导师。我之所以踏进中国画人物画的门槛，是因为在广州美术学院读附中时，看过他不少人物画，他的作品得了世界青年联欢节金奖，对我的刺激很大。我作为一个美术少年，觉得中国画充满了表现力，在杨之光笔下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画的魅力深深打动了我。他的中国画艺术是西洋素描、水彩作基础，和中国笔墨几者的结合，也是他的艺术最强烈的特征，更是最早打动我的契机，使我从此坚定地要学中国画，几十年没有背离中国画对传统的尊重，及对世界艺术吸收的基调。”林墉还说：“尽管从新中国第一代艺术家来说，杨之光显得很年轻，但他的名位及其辐射力却相当大。回顾中国画从50年代至70年代，他的作品在历次美展中显示出的成就，造成他的绘画风格广为流传，模仿者众，覆盖力遍及全国。”我不禁回想起70年代初，杨之光的《矿山新兵》所造成的轰动效应。确有一段时间，出现过全国文艺学“样板戏”，小说界学《艳阳天》，国画界学《矿山新兵》这种局面。林墉还谈了杨之光其他许多事迹，最后，强调说：“杨之光用毕生的精力用于教学，桃李满天下。”
我知道，林墉这句话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事实。杨之光在艺术教育中体现出来的特点，又让人觉得作为一个导师，在一般情况下，能真正做到诲人不倦已属不易，而在一个又一个学生“离经叛道”的情况下，仍能做到诲人不倦就更难。我们不会忘记，自从‘85美术新潮以来，青年艺术家已多不屑于写实描绘，而追求象征、暗喻，执著于创作过程的机遇性、偶发性，迷惑于怪诞的、不对称的、不和谐的、奇丑和奇异的美学趣味，这是造成不安分的学子们准备“离经叛道”的契机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杨之光自身，由于他在极小的年龄就极勤奋地沉迷于诗、书、画、印的艺术探索之中，积六十多年工夫形成了今天这种艺术境界，令不少后学者暗暗望“山”生畏：沿着他走过的路，攀上他那样的山，实属艰难!于是有天赋的、聪明的学生们，都纷纷另僻蹊径，这不是他们故意对他的背叛，而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他的研究生阳云变形变得如梦如幻；陈振国用苦涩而带夸饰的笔触，描绘了千年神秘的瑶山。他们的艺术哪有一点杨之光的影子?眼看一个又一个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离经叛道”而去，杨之光内心有没有矛盾和痛苦?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他对学生却尽量宽容与鼓励。在杨之光的研究生中，梁如洁是一位很特别的女性。由于她的特殊经历，清丽的容颜常带几丝挥之不去的忧郁。她读杨之光的研究生，本来是专攻人物画的，工笔人物画画得很漂亮。但由于她后来对现实人生多了一份特殊感悟，决定不再往人物画方面发展，改画花鸟，亲近自然，以抒自己胸臆，但很担心杨老师责备。梁如洁向我讲过这么一件事。1989年，当她拿着一批花鸟画、风景画准备搞个人画展，给老师作汇报的时候，心情十分矛盾。首先要给杨老师看作品，可拿的是花鸟，不是人物画，不知他会怎样批评呢?因为杨老师通常批评人是很尖锐的。可是，杨之光看了她的画后，却没说什么。这让心细如发、多愁善感的梁如洁担忧了整整几天。但想不到的是，在她的画展开幕前一天，杨之光托人给她送来了一幅字。打开一看，上面用铁画银钩的笔触写着“心如洁莲画如铁 如洁国画展开幕 己巳七月 之光题贺”数个字。梁如洁立即感动得不能自已。
在杨之光直接教过的学生中，较年轻一点的有周勇、王大鹏、黄一瀚等，他们现在都是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教学的基本力量。讲起“离经叛道”，最典型的要数黄一瀚(黄小敏)。这个机灵而精力充沛的潮汕人，不但提出了旨在“砍断”岭南画派审美流的“后岭南”这个口号，还在广东发起了“卡通一代”美术活动。他对我说，当时，他向杨之光提出“后岭南画派”时，杨之光一震，非常感兴趣地问：“是谁提出来的?概念是什么?”黄一瀚发起的“卡通一代”，缘自他对沿海文化新一代的一种感悟，与冯峰、田流沙、梁剑斌、孙晓枫、林兵等人组成了“卡通一代”艺术工作室，用他们探索出来的艺术语言，去表现沿海城市那批整天“吃薯条、喝可乐、看卡通片”，整天“扮得怪怪吓死你，扮得靓靓激死你”的“新人类”。对于这些新潮艺术，尽管杨之光心中可能保留着某种看法，但他在学生面前做出的姿态，首先是一个谦虚地倾听，并尽力去理解，而不是冷嘲热讽，更没有去压制、打击，表现出他作为一个著名中国画艺术家、著名艺术教育家的大度与襟怀。
亲朋辈如是说
对于杨之光的人品，历来意见分歧较大。这倒不是说他是一个心服特别坏的人。“几十年来，杨之光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人。”所有被采访过的人都这样说。其实这个评价已经很不错，试想想，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些身居高位、握有权柄的人，由于时势使然、个人欲望使然，谁没有“行差踏错”过一步?杨之光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属于被整的一族，当然没有资格去整别人，更谈不上害人。但他后来曾任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和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握有一定的权柄，身边也有一些以前整过他的人，按理他是可以“动动手脚”，泄泄心中“冤气”的。但他常常以德报怨，留下不少佳话，这是有目共睹的。对于他的人品有分歧，主要有些人认为他“很崇高”，也有人认为他“悭吝”、“小气”、“太计较”。广州美术学院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时贴杨之光的许多大字报中，有一幅是漫画，画面上的杨之光，眼睛是用两个“孔方兄”——铜钱装饰出来的，讽刺他眼中只看到金钱，影响很大。据说这幅漫画缘自这样一个典故：杨之光在60年代初，带学生下乡写生时，委托一位农民买两盒火柴，农民听错了，买回了两包(共二十小盒)，杨之光便脸露不悦之色，学生们见状，马上将多出的十八盒分摊了。还有，人们说他“除了不在爱人鸥洋及女儿身上刻上记号外，在包括画笔、画夹在内的所有私人物品上都刻上他杨之光的名字，轻易不肯借人”……那幅漫画显然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年代的产物，但也代表了当时人们对杨之光一种流行的看法，直至流行到今天。据说多年来，他的学生一茬又一茬成长起来，在各地崭露头角，各守一方山门，偶尔聚集到一起，有些人便会滔滔不绝地谈论杨之光，他的两包火柴的故事似乎成为一些人永远谈不完的话题。
我考虑了许久，觉得这之中，首先可能有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地域文化心理问题。这使我想起一件往事。80年代初，我在上海戏剧学院求学时，曾在老师的带领下到苏北地区采风，回校时路过芜湖边上的一个小镇，只见集市上摆着的莲藕粉生生的好脆嫩。我的一位老师忍不住要买，与小贩谈斤论两，近半小时相持不下，原来是老师坚持要小贩每斤再降低一分钱，小贩死活不肯。当时，自己的第一个感觉是：“嗨，上海人…··”但又正是这位老师，对我们同学的生活关心得无微不至，这使人感到上海人确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往深一层想去，我们会发现上海与广州是两座心理结构有很大反差的城市，广州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发生，但广州人的“华夷之辨”观念根深蒂固，对“蛮夷”一向抱排斥抗拒的态度，这就可以理解19世纪的“反英人人城互市”等抗英斗争运动发生在广州，而不是其他地方。但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几乎是与西方文化的融入同步的。上海人不但对欧陆风情如痴如醉，而且很“前卫”地接受了西方式的为人处世观念。在正常情况下的人际交往，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分得一清二楚。作为在上海滩吃面包、喝牛奶、看好莱坞影片长大的杨之光，与人界限分明的金钱交往，遭受到广东式融暖的人情世故的“抵触”，是属于很正常的现象，可以称之为“上海人格在广东的遭遇”。杨之光对于所有物品刻上自己名字的事，也有解释，那是他在上海世界学校寄读时养成的一种习惯：校方要求学生这样做。而他觉得也很好，习惯一直沿用至今。
还有一个沉重而鲜为人知的故事。杨之光出生在一个相当特殊的家庭，有不止一个父亲和数位妈妈，同姓、异姓兄弟姊妹七八个。他身居老大，是在欠缺家庭温暖的境况中长大的，但待父母、弟妹们都有一份尽心尽责的承担。现任上海金星职业技术学校校长的同父异母弟弟杨之邦，在上海接受我的采访时，动情地告诉我：“我大哥读中央美院时，我天概四五岁。他平常对我们很好，是一个非常亲切的大哥哥。我对大哥非常依恋，他每年寒暑假回家住满了要走，我总是依依不舍。他一旦离开家，我就会躲进厕所里痛哭起来……”想起当年此情此景，他禁不住当者我的面哭出声来，然后，又连声说“抱歉”，令人动容。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杨之光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刚参加工作，就要从有限的薪金中抽出一大部分，资助两个同母异父弟弟吴立岚和吴立岗，和他爱人鸥洋的两个姊妹完成大学学业。在那个年代，这谈何容易!吴立岚现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理事，是新中国第一代知名心理学家，中国著名文化人邵洵美的女婿。吴立岚告诉我，解放初期，由于他的父亲吴凯声(杨之光的继父、上海著名大律师、国民党政府外交官)因历史原因仍在坐牢，自己常有在人前抬不起头的感觉，“但我大哥准会定时每月从中央美术学院给我寄来一册杂志，鼓励我好好学习，这成为我成长的重要精神支柱”。吴立岚从杭州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州，因为妻子患上重病，又得到过杨之光的重要帮助。后来，吴立岚欲举家迁回上海发展事业，遇到房子上的重要障碍。杨之光又慷慨地将政府发还给他母亲的房产的应得部分，赠送给了吴立岚，让他顺利迁回上海。他反复强调说：“是我大哥圆了我的事业的梦。”杨之光的另一位异姓弟弟——上海市小学教育学专家、曾任香港亚洲电视总裁吴征的父亲吴立岗，也谈起过他大哥不少令他难忘的往事。
如此看来，杨之光又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上海人。他在很多时候、很多场合，都会流露出令人感动的古道热肠。他那些同居于广州美术学院宿舍大楼的老同学说，每逢过年，经常会收到杨之光送过来的挥春(对联)，学生辈中陈振国、王大鹏等不少人也有这种幸运的待遇。王大鹏说，他第一年收到杨老师的挥春后，高兴不迭，马上贴到门口，增添节日喜庆气氛。没想到第二天打开房门一看，挥春已让“小偷”揭走了。杨之光的书法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拿到市场上很值钱，谁会不爱呢?王大鹏也是活该。但杨之光却说，偷挥春不算偷。这也很有意思。对于杨之光的人品，陈永锵还讲起过这样一件事。80年代初，他读杨之光的研究生时，父亲不幸因车祸住院，但家里穷得丁当响。杨之光听说他的遭遇后，显得心情很沉重，说：“你还是多抽点时间陪陪你的父亲，我可能抽不出时间去看他了。”陈永锵说：“其实我是向杨老师讲讲此事，并没有希望他去看望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与他并不熟悉，不过是一个学生的家长而已。但杨老师马上打开钱包，掏出三十五元钱送给我。当时的三十五元已经很多，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是杨老师主动送给我的。他说：‘代我买些东西给你父亲吃，并代我向他问候’”。陈永锵就是在杨之光平常一点一滴、很到位的关怀中，“感受烈他的人格的崇高”。每逢听到有人议论杨之光如何“吝惜”时，陈永锵总会显得很激动地分辩：“杨老师不是这样的！”
近两年，杨之光在人们一片惊诧的目光中，毅然将自己平生创作的一千多件艺术作品，无偿捐献给中国美术馆、广东省美术馆和广州市美术馆。难怪林墉先生说，对于杨之光两包火柴的故事，应该重新审视。
说不尽的杨之光。他对待艺术、金钱、亲人、朋友，都有一种带有他鲜明个性特征的态度。而他一生坎坷的经历，既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国画人物画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1999年3月10日 写于珠江河畔半日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