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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在诗词创作中，我父亲主张严守格律，不要妄改胡来；又主张多体裁，多风格，并身体力行。在《天涯诗草跋》中，有一段文字颇能代表他的诗艺观：“至于艺术风格，予以为宜先确立主风格，进而兼及次风格也。以次托主，犹如绿叶之衬牡丹，更觉光风霁月，摇曳生姿也。予尝以树为喻，中枢为主，大枝小枝为次，上覆嘉叶，中悬美果，互相衬托，则亭亭如盖，绿意盎然焉。设若以沉雄、豪迈为主风格，可以绮丽、纤巧为次风格；以婉约、缠绵为主风格，可以明快、爽朗为次风格。予以为主风格宜明朗、突出，次风格不妨多样化，每以奇出之，必能使读者耳目一新，一改枯燥、单调之观感也。”
近几年，我父亲已不轻于写诗，只集中创作一些长篇巨制。他仿佛感觉到时代正呼唤大作品的产生，因而他每每选择重大社会题材，期以开阔的视野，饱满的热情，创作出一系列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大作品来。
然而，现实生活是那么忙碌紧张，到处奔波着步履匆匆的人们，充斥着消遣性即食文化。在这种氛围下，诗评家也不一定有耐心阅读长篇作品，他们的目光大多只在一些体制短小的律绝上留连，极少涉及篇幅较长的歌行，更遑论要求人们去创作。但我父亲却执着地认为，各种诗体都是语言的载体，载体的大小和承载物品的多寡往往是成正比的，也是不能互相替代的。
比如绝句和律诗较适于即兴抒情，古风和排律较适于叙事议论。因此，即使文字再精炼，意象再丰富，一首七言绝句，似乎也不大可能表达一个错综复杂的重大社会题材。而目前的情况是，即兴抒情之作太多，表达重大社会题材之作太少，特别是沉重的大作更未得见。
“江山代有才人出”，我父亲坚信，只要放宽心胸和视野，当代的诗人、词家们就一定会创作出里程碑式的大作品。 (文/冯倾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