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收藏家、珠海汉东博物馆馆长郭汉东鉴赏后表示，这批古砚举世罕见，传承有序，极具文物、收藏与欣赏价值，建议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将其回归祖国，并以这批砚台为基础在重要城市设立中国古砚博物馆。

    关于这批古砚已经专门成书，这套名为《新见海外中国古代名人砚》丛书共14册6800页，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砚台著作，是各大图书馆作为馆藏之用的好资料。本刊独家编发丛书的序言，以飨读者。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1290方古代砚台，是一个华人家族近300年来之收藏，现在存在海外。将如此之多的中华文房第一宝完好地保存到如今，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执着的文化追求、坚定的文化信仰以及雄厚的经济基础，是难以想象的。

    在经历了近现代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一系列战争和动荡之后，无论怎样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个家族的历史功绩以及这批国宝的历史价值都不为过。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惟一没有中断的持续性文明，正是有千万个这样的文化家族以及千千万万的像这个家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呵护，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人类历史长河而立于不败之地的奥秘。  

    最大的古砚群  

    这批砚台总数为1290方，为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大古砚群。据考察，目前海内外各大博物馆所收藏的古代砚台不过400方。我国台湾地区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古代名砚约300余方，大陆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文房四宝?纸砚》所收的古砚141方，日本二玄社出版的集日本全国古砚收藏之大成的五巨册《古名砚》所载的中国古代名砚共348方。清朝皇室和当时藏砚大家所收藏名砚也没有超过300方的。由清朝乾隆皇帝钦定的集皇室名砚之大成的《西清砚谱》所收录的名砚共239方，乾隆中后期的宫廷砚石刻工沈汝瑾（石友）的《沈氏砚林》收录藏砚158方，《四库全书》总编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砚谱》收录藏砚共126方，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的《归云楼砚谱》收录家传遗砚和自藏砚100余方。  

    名人之冠  

    在1290方砚中，出现了1215位砚铭人，其中90％以上是唐代以来的重要历史人物，包括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哲学家、书法家，例如，历代皇帝有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清高宗乾隆等；王子有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清高宗乾隆第十一子永等；大军事家有宋代岳飞、明代徐达、清代曾国藩等；著名宰相有唐代张九龄、清代刘墉等；大诗人有唐代李白、宋代苏轼、元代柯九思、明代李东阳、清代龚自珍；大哲学家有宋代张洽、元代欧阳玄、明代陈献章、清代黄宗羲等；大书法家有宋代米芾、元代赵孟、明代文征明、清代王文治等。

    对于同一位砚铭人，在同一方砚台上的多处铭文不同内容，并钤盖不同印章，均只算作砚铭1次。1215位砚铭人在1290方中共砚铭3391次。砚铭较多的有清宫三希堂（83方）、乾隆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王文治（81方）、乾隆皇帝（80方）、清代军机大臣汪由敦（50方）、清末大臣、民国大总统徐世昌（43方）、清代大学士纪晓岚（41方）、乾隆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翁方纲（39方）、清代书法家邓石如（38方）、清代山水画“四王”之一的王翚（38方）、清代内阁大学士董邦达（30方）、明代收藏家项元汴（27方），等等。

    在每方砚上的砚铭人，少则1人，多则上十人，最多达100人以上。编号为InkI0001的汉代建安十五年瓦砚，即有宋代米芾、宋末元初赵孟、元代杨维桢、清代陈邦彦、汪由敦、梁诗正、董邦达、励宗万、裘曰修、张若霭等10人铭文。编号为InkIII0558的端砚，即有竹人等100位人士就黄山景点铭文并钤印。

    在每方砚上的铭文字数，一般有数十字，大多有数百字，最多的达到上千字。编号为InkI0098和InkI0099的两块［汉］建安十五年（210年）瓦砚的砚铭均在500字以上，编号为InkI0046的瓦砚，即被清代砚癖金农篆刻上了《千字文》。

    在1290方砚台上，有6000余条砚铭。其铭文，内容十分广泛，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有的是征引文献典籍以抒发理想、教喻子孙，所引用的文献典籍种类繁多，经史子集，四书五经，二十五史，笔记野史杂文，无所不包。有的是原创诗文、辞赋、警句、楹联。有的是记述砚石质量、制砚经历、砚传历程、砚史嬗变、砚友情谊。将6000余条砚铭汇编成册，将是亘古通今的砚铭大全，对于增长见识、扩宽视野、陶冶情操、激励后学，魅力无穷，价值无限。

    砚品举世无双

    瓦砚系用两汉、魏晋南北朝殿瓦改制而成。由于这些殿瓦由澄泥特制而成，质地细密，宜于制砚。瓦砚质地细润，坚似石，性能与澄泥砚接近。历史上的瓦砚主要有未央宫瓦砚、石渠阁瓦砚、铜雀台瓦砚等。古瓦砚流传至清代已极为稀罕，流传至今的数量极其稀少。当今国内一些博物馆，亦以能够收藏到瓦砚为荣，甚至将其作为镇馆之宝。检点现在能够收集到的大陆以及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的古今300余种砚台图录、砚谱、砚着，瓦砚总数不到200方。在这批砚台中，共有瓦砚370方。其中，带有明确汉瓦标志的瓦砚255方，包括注明“建安十五年”瓦砚51方、“石渠秘阁”瓦砚3方、“未央宫东阁”瓦砚20方、未注明出处的瓦砚181方；唐代至清代仿制或自制瓦砚113方，包括有明确标志或可以识别的“仿建安十五年”瓦砚42方、“仿未央宫北温室殿”瓦砚16方、“仿未央宫东阁”瓦砚6方、明代宫廷自制瓦砚7方、“仿宋东阁”瓦砚1方、未注明的仿汉瓦42方。

    上述仿制或者自制瓦砚的价值并不亚于真正的汉代瓦砚，有的本身就是由汉瓦改制而成，如InkII0226号砚，先为南唐李后主（960－975）所使用，传至北宋仁宗皇佑三年（1051）、再传至清代乾隆使用；InkII0230号砚，先有唐代开元二十一年（733）进士、唐代著名诗人刘春虚赋诗《阙题》，后有明代著名画家姚绶（1423－1495）题铭，再为明代收藏大家项元汴（1525－1590）收藏；InkII0232号砚，为清代乾隆皇帝因“万国寺主持祈雨功德”，而“为扬佛法”，将“三希堂”砚，铭刻“大清帝国”之后，御赐万国寺传经阁藏。

    檀木砚，系用珍贵的紫檀木制成。紫檀木的浓香配上墨香，沁人心脾，怡人自得，为文人墨客所神往。明代已有书法大家珍玩檀木砚。清代乾隆皇帝在80大寿时，特地以檀木砚作为珍品御赐王公大臣。由于檀木砚难以保管，当今存世的檀木砚几近绝迹。现在所能见到的砚谱，仅有个别提到过檀木砚，但无一例外，任何砚谱均缺乏檀木砚实物。在这批砚台中，檀木砚55方，其中明代传承下来的檀木砚22方，清代乾隆皇帝宸翰、御赐、御笔檀木砚12方。这批檀木砚的出现，将极大地丰富我国古代檀木砚存世的数量，使我国名砚家族中增添实实在在的新丁，更将推动我国檀木砚的研究。

    端砚作为我国现存的名砚之首，历史悠久，品种众多。在1290方砚台中，端砚945方，其中，仿汉瓦端砚19方、瓦形端砚136方，带石眼的端砚181方。在带眼端砚中，有的石眼达十个，有的石眼达数十个，如InkIII0666清代著名词人朱彝尊（1629－1709）铭“鸡眼马肝”砚有石眼24个。

    填补砚学空白

    在这批砚台中，有39方铭刻书信、原创著名诗词和书画理论砚，分别是：

    唐代大诗人的唐诗砚13方，有李白《夜泊牛渚怀古》、《秋登宣城谢北楼》砚、李白《渡荆门送别》砚、刘春虚《阙题》砚、柳宗元《渔翁》砚、张祜《宫辞》砚、李商隐《乐游原》砚、宋之问《渡汉江》砚、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砚、韦应物《秋夜寄邱员外》砚、张籍《秋思》砚。

    唐宋大诗人“瓦砚诗”砚2方，有唐代朱梁祖《谢朱梁祖大砚瓦状》砚、宋代晏殊《古瓦砚诗》砚。

    宋末元初大书法家的书信砚5方，有管道升《秋深》砚、邓文原《家书》砚、黄《与德懋书》砚、袁桷《雅谭》砚、龚《教授》砚、饶介《士行》砚。

    宋元明清大诗人的诗词砚11方，宋末元初邓文原《五言律诗（伯夷颂）》砚、宋末元初张雨《送柑二诗帖》砚、元代张渊《五言古诗》砚、明代徐霖《篆书四言诗》砚、明代董其昌《延津感旧词》砚、明代钱溥《为尊翁寿诗》砚、清代郑板桥《游焦山》砚、郑板桥《赠金农诗》砚、清代张维屏《新雷》砚。

    元代、明代和清代大书画家题书画及书画理论砚8方，有元代赵孟《周文矩子建采神图跋》砚、明代陈继儒《书法秘籍》砚、明代项穆《书法雅言》砚、明代徐渭《葡萄图》砚、明代于谦《题公中塔图并赞》砚、明末清初笪重光《画筌》砚、清代郑板桥《题画竹》砚、清末民国吴昌硕《刻印偶成》砚。

　　上述砚均不见历史记载，属于首次发现，填补了我国砚学研究、书信研究、书画理论研究、书法研究、诗词研究等一系列空白。如InkI0010管道升《秋深》砚，系管道升给婶婶的问安、馈赠家信。当时季节渐入深秋，书信表达了关心长辈的思念，并讲述了家庭亲戚往来情况。砚铭为楷书。此前，管道升的这封家书，作为书法作品，用行书写成，被称为《秋深帖》，广泛流传，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对于《秋深帖》，专家确认其为赵孟所书。专家根据此帖页末尾的落款字迹模糊推测，可能是赵孟代夫人回复家信，而他信笔写来一时忘情，末款署了自己的名字，发觉之后，深爱妻子的赵孟觉得署自己的名字不妥，所以连忙又改了过来，现在还可以看出涂改之迹。管道升《秋深》砚，此前未见著录。《秋深》砚的发现，弥补了管道升《秋深帖》没有管道升书写的历史缺陷。

    砚学博物馆

    在制形方面，所有1290方砚，包括了已知的各种各类制式，诸如圆、长、正、椭、随等几何形，辟雍、风字、箕形、抄手、太史等制形，花鸟鱼虫、飞禽走兽、动物植物等肖形，兰亭、蓬莱、龙门、祖师等人文象形，应有尽有。

    在雕刻方面，汇集了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各种砚雕作品。迄今为止的砚著所介绍过的砚雕形式和风格，无论何种，在1290方砚台中都可以找到范例，如InkIII0761钤印“苍”、落款“苍梧□□人家藏”的《端溪砚坑图》砚，将端州砚坑的名称、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开采状况以及洞内情形刻画和介绍得十分清晰具体。

    值得特别一书的是砚面书法。而在这一方面恰好为各种砚台著作所忽略或遗漏。究其原因，也许古代的制砚和赏砚专家本身就是书法大家，对此不屑一顾；而现代的评砚专家，对各种书法的研究功力，尚达不到评鉴的地步。如果罔顾这批国宝中的书法艺术与价值，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将会被大大湮没。我国书法宝库中的篆书、隶书、行书、楷书、草书等各种书法形式，以及各种书法形式中的不同流派的书法，如甲骨文、金文、籀文，隶书中的“秦隶”、“汉隶”，行书中的“行楷”、“行草“，楷书中的“欧体”（欧阳询）、“虞体”（虞世南）、“颜体”（颜真卿）、“柳体”（柳公权）、“赵体”（赵孟），草书中“章草”、“今草”、“狂草”，1290方砚台都有范例。每方砚的书法，结构自然，布局井然，笔法简朴，古雅精美，都是书法宝库中的明珠。此外，更有弥足珍贵的刻符、鸟虫书、石鼓文砚。编号为InkII0052砚，即是一方铭刻石鼓文的砚。石鼓文这种被称为“石刻之祖”的文字，是集大篆之大成，开小篆之先河，我国书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文字，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之圭臬，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

    传承有序

    在1290方砚台中，唐代18方、五代十国1方、宋代49方、宋末元初27方、元代18方、元末明初6方、明代166方、明末清初51方、清代948方、清末民国6方。

    根据每方砚台的铭文和图刻以及材质，每一方砚都可以书写成一个传承故事。前书InkII0052石鼓砚，系道光辛丑年（1841年），由以精于金石著称，并以收藏石鼓砚为癖的朱善旗，以重金从历任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大学士曹振镛(1755—1835)之孙曹绍棣之手购得。曹振镛之父更是在乾隆朝官至太子太保的曹文埴(1735—1798)。曹家父子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到道光十五年(1835)，历三代皇帝，把持朝政75年，清王朝几乎有三分之一历史都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此砚在曹文埴时，已被视为曹家镇斋之宝，曹文埴特将其斋堂命名为“石鼓斋”。或许大清王朝的若干重要檄文就是用石鼓砚的浓墨写就。

    这方砚曾经不幸，在曹振镛去世5年之后，其孙子就将镇斋之宝转换主人。这方砚也十分有幸，它的第一新主人，是清代收藏大家朱为弼之子，家底雄厚，使石鼓砚在鸦片战争的战乱之后得以妥善保管起来。更有幸的是，在经历多次战争的洗礼之后，这方砚还保存到如今。

    汉建安十五年瓦砚，上有生活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的一丘居士宫巍然以及清代的乾隆皇帝、大臣于敏中、王杰、金士松、陈孝泳以及宫廷砚石工师门应兆的铭文。其中，乾隆铭文为：“内府库藏，分典守各司，全不相授受。偶搜所弃，石泓复得三十，皆琼久，或端溪旧，或澄泥，乃识。天家何不有此瓦。虽非汉唐宋，亦二百年用以久，质古制古，兴墨宜佐我文房之四友。一以惕，是召公言；一以惭，非坡翁手；翁于二，犹以为多。题此纷呈，徒自丑。乾隆戊戌御题。”盖有乾隆的钤印“会心不远”、“ 德充符”、“大观”。显然，这段铭文是由砚石工师门应兆草拟并刻制。

    为了显示功绩，门应兆唯恐后人读起这段御铭时，称道乾隆皇帝而忘却自己，便在砚面不显眼的地方，加上了“子吾铭”三个小字。门应兆出身于端砚之乡的端州，为端石刻工，后捐为监生。因善界画楼阁、人物及花卉，并善写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经军机大臣奏请，为编纂《西清砚谱》而到南书房负责挑选和绘刻各种砚品及撰文。就是这样一位被破格使用的砚石工师，并不感激皇恩浩荡，反而利用挑选砚台、篆刻铭文的便利，将一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砚台排斥在《西清砚谱》之外，在给乾隆篆刻砚铭时故意留下暗记，以显示铭文由其草拟和刻制。

    学术价值

    通观1290方砚台，每件都是宝物。它们所释放的信息，是各个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研究不可多的第一手资料。

    对历史学研究来说，研究这批砚台，可以廓清一些历史事实。我国的历史书关于唐代的李商隐生卒年代的记载为“约813－约858”。InkII00296砚显示，李商隐于壬午年（862年）作《乐游原》，其卒年比已知年代晚了3年。对于近现代史研究，有些砚铭文也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在这批砚台中，有多方砚来自抗击英国鸦片输入者起源地三元里，包括三元阁主人之砚，也有不见经传的清末维新人士黄均儒于1913年书铭“维新革命”砚。

    对文学研究来说，研究这批砚台，可以加深对一些文学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唐代大诗人张籍（765—830?）的《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被收入各种古代诗歌集，甚至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但是没有显示作者写作的时间。InkIII0802砚表明，张籍创作《秋思》是壬午年（802年）冬。当代文学著作在提及“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诗句时，都一致将作者归为清代龚自珍（1792-1841）《己亥杂诗》。但是，在InkII0126砚上，蔡道宪（1615－1643）已经铭刻这两句诗。

    对于哲学研究来说，研究这批砚台，可以发现一大批著名历史人物的哲学思想和古代文化人的哲学思想变化轨迹，还可以纠正一些数据错误。关于“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的哲学思想，当今的哲学乃至文学著作都归结为近人王国维（1877—1927）（《人间词话》）。其实，早在王国维前200多年，王原祁（1642－1715）就已经在InkII0092砚上铭刻了这一思想。

    对于书法理论研究来说，研究这批砚台，可以纠正一些书法理论的出处。关于“碑贵熟看，不宜生临，心得其妙，笔始入神”的论述，张因在乾隆乙酉年（1769）于InkII0070砚上已经铭刻，但现代的著作却广泛认为是1831 出生的姚孟起所说。

    在这批砚台中，有数方砚系宗教圣地使用，其中有西安大慈恩寺用砚7方、新兴六祖寺用砚1方、梅庵寺用砚1方、三家寺用砚1方、苍雪庵用砚1方。还有宋至清的著名僧人铭刻砚，如元代金栗道人顾仲瑛（1316－1369）、明代一丘居士宫巍然、清代广东望梅主持、耀缘大师等铭文的砚。研究这些砚，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我国宗教圣地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