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进行着的活熊取胆企业归真堂与反对活熊取胆的社会公益行动之间的博弈，非常值得关注。这个博弈过程，是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士在社会发声、见诸行动的过程，是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士显现力量、加速公民意识形成的过程，是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士成长为社会平衡力量、促进社会正义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归真堂与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士的博弈过程，不啻一个“人的现代化”的大课堂，社会现代性之形成，可由此观察之。

    昨天，又有一批社会公益人士联署了阻止归真堂上市的吁请函并将其递交到负责审批企业上市的政府部门——证监会。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以积极的意义看待公益人士此举。有论者云，公益人士的压力“渐有发酵成暴力的趋势、并进而影响到归真堂的生产经营”。这里之“暴力”，肯定不是肢体之“暴力”，而应该是指“语言暴力”。不过，如果把公益人士的发声，统统理解成是“暴力”，那么，这只是个看问题角度颠倒的问题；而如果举不出“暴力”之实，但却把吁请之辞定性为“暴力”，那么，这显然是有失公允之论。至于“影响到归真堂的生产经营”即使为真，那么，这也正是公益行动的目的所在。

    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士的行动与“暴力”无涉，但并不等于没有力量。也唯有力量，才可使公益组织成为社会利益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现代社会，这种力量的存在，有十足充分的正当性。但是，这种力量能否在阻止活熊取胆企业归真堂上市的博弈中占优，还是未定之数。生活在当下中国的人们，如果不是假装天真，而只要对国情稍有知晓，就完全可以推想，若没有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士的吁请，归真堂上市，那绝非是板上钉钉的问题，而是在钢板上砸钉还是在木板上砸钉的问题，是砸进去几颗钉的问题。在参与归真堂博弈行动的强大阵容中，就有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张世臣等“重量级”人物。由此，没有足够强大的公益之声，怎么会有公正的利益平衡。

    在目前情况下，公益组织的生成和生存都面临着相当多的困难。由于公民社会发育程度低，以及公益与民意之间存在的关联性，这些都致使公益组织带有些许敏感性。如果上述语出“暴力论”者对此不明就里的话，归真堂及其代言者对此则是十二分的清楚，否则，他们就不会以“西方利益”的标签粘在公益组织之上，以此来把公益组织变成“敏感组织”，通过灭其“躯体”，来达到断其“声带”的目的。

    有媒体称，归真堂聘请了国内一流的某公关公司来为其上市扫清障碍。但是，世界上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公关行动来化解，再著名的公关公司也不是“万能公司”。归真堂是“合法企业”不假，但这只是指其在设立的程序上合法而已，而并非指其所有据此产生的权益都是合法权益。否则，政府部门对制假售假企业的处罚，岂非成了对“合法企业”之“合法权益”的侵犯？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一个社会的正常运作，不是全以法律来驱动。这个道理，也正像制定一部“不能包二奶”的法律并不表明社会进步的道理一样明显。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士的公益行动，其推动社会进步的地方，正是在于其对社会道德的促进作用，进而不断地去“发现”法律；其在公民社会形成中的作用，也正在于在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和模糊不清的地方，促使人们摆脱“底线”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