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审美养育
艺术需要人带着敬畏心慢慢接近
南方日报：在一切以金钱论价、市场准则之上的环境，艺术家面临着坚持纯粹创作和市场之间的矛盾，这时候该如何取舍？
杨晓阳：每个画家需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这个社会也需要一批以画为生的人。当然，如果画家不愁温饱有条件就去做“纯艺术”，有的画家对时代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政治敏感，他就可以去完成一些政治画的任务，还有些完全是为了生活，他们以画为生也无可非议，毕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任务。
南方日报：国家画院是否也承担着社会审美养育的责任？
杨晓阳：创作法则的人和后世运用的人属于两种类型，就如同创造格律的人不见得就一定是诗人，艺术家在美育教育上不是实施的主体。艺术是通过艺术形式感知社会而区别于其他科学的一种学科，艺术家是人和自然关系上最敏感的一群人，他们应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把别人创造的公式加以运用进行美育普及教育。当然，国家画院既承担着创造法则的重担，也承担着一定普及、教育和交流的责任。
方土：艺术家、收藏者和喜好者应该有种敬仰、敬畏和向往。现在很多人主张让艺术品走进市民，让市民很方便地看到，我其实反对这样做。艺术需要敬畏，需要你穿过一个广场，慢慢地走进、接近艺术世界。少了这份敬畏之心，艺术还是艺术吗？目前，广州画院的任务就是搭平台，像菜农一样种菜，卖菜不是我们的活；之所以搭建这个平台，是让那些有敬仰心的人可以进来。
以往，画家参加完展出后，作品多数存放在仓库，老百姓想看看不到，现在来到画室就可以看到最新的作品。但我们更多地愿意接受“有心人”，不论是哪个群体，只要他有需要、有对艺术的向往之心，我们都欢迎。
南方日报：最近的“徐悲鸿天价假画事件”让人们对当前艺术市场的混乱产生了更多的担忧，我们应该如何重建艺术市场的公信力？
杨晓阳：出现这种现象，国家应该对于文物研究、鉴定加强法治程序，但全社会也要认识到成熟的社会是“不绝对”的，个别人产生的差错不代表全部。
另外，一时的政策不是丈量艺术品价值的依据，艺术发展有自身规律，也有时代政治经济因素的推动，但最终艺术本体的发展还是靠学术环境的宽松和自由、对艺术本体的研究。
南方日报：广州画院在与外界交流上有何打算？
方土：明年是广州画院建院30周年，我希望找一些课题，像博鳌论坛一样，把自己的品牌打出来，比如说像“岭南论剑——中国画群英会”这样两年一届的论坛。我们在研究20世纪一些大师的时候总离不开一个国家——日本，其实日本当年吸引鲁迅、高剑父这类大师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日本这个国家开放、吸纳的状态，现在我们提出文化自信、自觉的口号，是需要把人家请进来的。
杨晓阳：要注意的是，世界范围、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各个画院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越有地方特色越有价值，广州画院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也应该深深扎根广东这片土壤，这样才会有价值。
杨晓阳：中国艺术的目标非常大
南方日报：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现实主义的整体创作系统对中国美术的影响？
杨晓阳：其实中国美术从西方学习的东西很多。徐悲鸿的画之所以影响较大，正因为贴近现实，而刘海粟的画更宏观些，没有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影响相对较小。
实际上，徐悲鸿学习的是200年前的相对“过时”的方法，刘海粟学的是100年前的方法，按说后者学的更是当时的当代画法，但现实主义加写实方法在当时更适合中国的现实。在中国当时的危机时刻，文艺作为一种“武器”起到了打击敌人的作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上升为了一种创作方法，跟国家树立社会主义形象、劳动人民主体形象的目的是一致的，自然也就成为了当时的一种主流画法。
南方日报：如何理解国家画院的办院宗旨“大美为真”，这与西方的“以真为美”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杨晓阳：西方推崇“以真为美”是表面的真实逻辑，中国“以美为真”是天人合一的社会和谐，这是东西方艺术的分界。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人合一才为大美。
这里的“真”即返璞归真，是社会事物的本质。“大美”最后产生的作品是符合社会的根本需要的、是不朽的，那些太个性的、危害自然的作品不是艺术的终极目标。
南方日报：现在不少人认为国外的艺术品就是好的，如何提高中国艺术的影响力？
杨晓阳：中国美术馆目前的体制是展览馆，仅仅是展出作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收藏和陈列。西方进入富裕社会以后，对于文化的需求感知比中国早，近代200年西方文化的覆盖对中国文化的割断，加上国内美术馆本身空间小，收藏作品有限。最近北京新建的中国美术馆的展出容量、空间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会随着国家国力的增强慢慢得以改善的。
南方日报：您认为，广州画院新址奠基对于广东美术的发展、画家队伍的充实将起到什么作用？
杨晓阳：全国各省的画院大量的只有“牌子”没有实体，有兼职的画家没有专职画家，甚至有些没有专业画家。总体来说，美术学院引领中国前60年美术，以后却不见得。毕竟大学的任务是总结过往经验，培养优秀学生，而画院作为创作研究的主体，起着引领潮流的作用。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对画院都是前所未有的重视，美术作为“大繁荣、大发展”的支撑是毫无疑问的，各地纷纷成立新的画院。加强、充实老的画院，努力把虚的变成实的。广州画院这次受到市里重视，云集一批大师恰逢其时。
【专访】
方土：艺术家多数不是迎合市场的
南方日报：现在艺术和市场结合得比较紧密，这会不会导致艺术被市场左右而丧失它原有的本质追求？
方土：艺术被市场“左右”也有好的一面，至少好大过不好，因为市场能够让画家清醒，比较“本位”地看待社会和自己的画作。再加上，群众的审美趣味是很多代人形成的，他们的喜好或许更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人的内心需求。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变了，不像以往那样古板、传统，变得慢慢可以接受现代的东西，但内心的情感还是中国人传统的情感。这样看来，这种传统的“真”的情感与这个时代产生了偏离、产生了矛盾。
市场是条“中下线”，因为老百姓欣赏的层面才是最宽的，这时你的艺术选择就取决于你个人的价值倾向。如果追求的是生活的满足，就要迎合市场。当然，作为“职业运动员”一定不能以锻炼身体为目的，他们甚至会以身体自残为代价，他们追求极限，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假如画家想从大众兴趣上迎合市场，20年前不少人就做到了。但为什么现在的很多画家会不愿意画那种“弱智”的画？这说明，目前很多艺术家还是比较清醒的。
南方日报：那现在政治对艺术家的影响有多大？
方土：这要看艺术家个人愿不愿意接受政治的影响，我认为，更多人还是愿意接受的。就像上学时学生都讨厌做作业，希望快点毕业离开学校随心所欲地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但有很多人走出学校之后却什么都画不出来了，再返回来进修，又做“作业”去了。
政治是集国家高度、民族情感、百姓文化、现实国情于一体的，政治画也可以变成很有生命力的作品。艺术的生命力更多地表现为人的精神状态，如果能够理解它的本质内涵，把政治画画好更容易流传下来。毕竟里面包含着民族、国家、家乡的情感，更加人性化，这样它才会流芳。
南方日报：经过过去的集体创作之后，有些画家就特别强调个人化、个性化，相对于这种沉迷于生活琐碎的创作，画家是否应该更多尝试公共性话题？艺术的个人性和公共化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方土：实际上，我此前创作的鲁迅、矿工的军娃等人物画就属于比较大的公共性题材，不过这样的题材我也不会主动去寻找它，也是应邀而作。之所以会画这些画，主要是想随着时间推移，世人可以通过读我的画看到画后面所蕴含的历史背景，如果我只画些花草小品，大家就只能看到我在技巧上的进步。
南方日报：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说，他们在生活中应该如何接近艺术？
方土：其实，我不是特别赞成整天搞“艺术下乡”之类的活动的这种做法。毕竟人是有惰性的，现在什么都是送上门来，太方便了，就没有向往艺术的那份“心境”了。我认为，艺术家、收藏者和艺术爱好者都应该怀着敬仰、敬畏和向往的“心”接近艺术，比如莫斯科的市民想要进入美术馆就需要穿过一个大广场，再跨上非常长的台阶，一步一步走进去，慢慢接近真正的艺术品。现在的文化消费有点“快餐化“，那些劣质文化反而对市民的审美养育造成不好的影响。
